女性观察
王宏维
最近，82岁的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与潮籍28岁女研究生翁帆的“忘年婚”，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除了赞美、祝福、宽容，还涉及怎样区分“爱情”与“崇拜”等等，足见婚姻是一个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婚姻历来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群婚、抢亲、对偶婚、从夫居婚姻，到一夫一妻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还有至今中国藏区仍存在的走婚、一妻多夫制，等等。然而，婚姻却从来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喜好与意志，更多的是受社会制度、习俗、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我国宋代曾出现的“榜下捉婿”现象，就是婚姻模式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的一个典型。中国封建社会的各项制度在宋代日趋完备，这时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外，科举制度也更为健全了，这两项变革无疑大大加快了社会流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为那些下层寒门子弟开辟了“学而优则仕”、提升自身和家庭地位等级的途径，也带来了婚姻模式与社会风尚的改变。六朝隋唐“重门第”、“攀世族”的风气，此时有了很大不同，不仅皇室之女因“重钱财”而不惜下嫁毫无门第的暴富之家，在“重才”风气驱动下，每年科考皇榜一放，便有显赫世家和富豪大户竞相争抢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为婿，全然不论进士出身低微、家境贫寒，这一景况，被称之为“榜下捉婿”。
很明显，“榜下捉婿”表面好似“重才”，实质却是“重官”。争抢新科进士为婿，无非就是这些大户人家以自家女儿去“傍”上一个未来的大官，即使这个女婿出自寒门也无所谓，因为已具备了“升值”的潜力。建立如此婚姻的目的无疑是非常功利的，即借此来提升家庭、家族的权势与地位。至于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有没有爱情，被“捉”来的女婿与大户人家的女儿是否真正自愿结为夫妻，也是根本不予理会的。所以，从表面看婚姻是两个男女之间的结合，实际上却是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的事，其中包含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交换。尤其是女性，她们在父权制下被剥夺了自主权，婚姻完全是依据家庭、家族的利益决定的，不论是生在富豪之家还是贫寒小户，她们都无可避免地沦为一个为获取家庭名利、钱财或其他利益而被交换的筹码。所以，只要父权制及其观念不彻底清除，女性在婚姻中的无权地位也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她们被当作“交换物”的境况也不会改变。对于妇女，这样的婚姻是强加给她们的一具枷锁。更有宋代兴起的理学，强调妇女在婚姻上必须坚守贞操，保持“气节”，大肆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等等，以残酷的封建礼教把妇女紧紧地束缚起来，致使婚姻成为无数妇女人生悲剧的根源。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已经获得了婚姻自主权并得到了法律的有力保障，人们也更看重婚姻的感情基础，注重浪漫爱情的培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婚姻就可摆脱来自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一些传统婚姻观念还根深蒂固，与市场经济造成的“普遍物化”相结合，使人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囿于传统婚姻模式并添加进现代商业色彩。在婚姻建立中，首先遇到的是缔结婚姻双方的相互选择，即择偶的标准与模式问题。研究发现，目前的择偶条件还有明显的“男高女低”的情况，即男性往往倾向于选择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经济收入低、学历低、年龄低的女性，以保持自己对女方的优势，也避免可能形成的婚姻压力；女性则正好相反，往往希望婚配的男性比自己在各方面都要高出一筹，特别是在经济收入上对男方“寄予厚望”。这样的“郎才女貌”现代版，实际上并未走出婚配的男女双方进行“资源交换”的圈子。女性能够攀上各方面都高出一筹的男性，使之成为自己的“依靠”，实际上是以本身所拥有的“资源”——年龄、长相、身材、个性、持家能力等为交换的。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上占有一定优势的男性，就有可能在婚姻中占居更为主动、更加有利的位置，可供选择的范围也更大。当然，这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男方必定也就有了一把年纪。这并非是所有“老夫少妻”婚姻建立的原因，更不针对任何个案。但是，一贫如洗、一无所能的“老夫”娶到“少妻”的可能性极小，就是如此“老夫”已无任何东西可用于婚姻的“资源交换”了。
反过来，“老妻少夫”的情况却是极为少见的，除去其他原因外，最主要的是这样的婚配并不符合几千年来父权制婚姻模式“男高女低”的传统。“老妻少夫”的模式，不仅当事的男女双方会觉得不妥，社会接受程度和评价也较差。这一情况，更有力地说明婚姻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当婚姻仍受父权制模式局限时，女性在婚姻之中的地位就仍然是较低下的。她们尽管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但是事实上的平等却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因而，女性主义研究对婚姻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揭示父权制婚姻模式对女性的束缚和压制，并且注重分析现代婚姻与传统婚姻的内在关联，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影响婚姻的不良风气与观念。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