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即将过去的一年，环保工作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事情，大概莫过于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了。不要说出动多少人员，奋战多少昼夜，清理多少企业，单从各种媒体接二连三，连篇累牍报道，能够感受到当时那种“霹雳开新宇，东风扫残云”的气势，那种风雨摇红，旌旗飞度的壮观，而且成效显著，可圈可点。
但如果跳出圈外，冷静观之，又会感到太多无奈。从1996年的国务院决定通告天下，到2000年“一控双达标鸣金收兵，又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的时光，不法排污怎么还是如此猖獗？能够反证这一点的是，如果并非如此，也就断无搞全国集中行动的必要了。
屈指算来，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守法成本高昂，失不偿得。一些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都在两元以上，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就是几万元，而依照环保法规定，环保部门对不法排污的罚款最多也只有10万元，点儿再背也不可能天天挨罚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本质上由于环境的无主，所以任何生产的环境成本都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限定在国家排污标准内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的自净和恢复能力。如果企业甚至地方认定这种限定抢占了自己的利润空间，这种违法现象就是必然的。对这种违法现象的监管在我国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随着经济指挥棒压倒一切，环境污染的力度显然超过了监管的力度，及至上世纪90年代初淮河污染触动环境安全的底线，污水像洪水一样肆虐时，中央各部门直接介入搞了零点行动等一系列国家级治污行动，各部门联合执法，这千里淮河两岸真的就按时达标了。但为什么只有这种大革命一样的联合行动才有效呢？
说到底，只要地方官的考核标准中环境没有上升到与经济等量齐观的地位，地方上还是不敢管得太狠，生怕要么企业亏了奉献的少了，要么把企业逼急了“另找留爷处”，中国之大，愿意吃“污水泡饭”的大有人在。因此，这种监管就成了女人的生理现象———总有但频率有限还很规律。生产厂家面对这种监管，自然准备充分。结果就成了在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驱动下，偷排污不是不怕监管，只是将偶尔的定向监管计入了生产成本。这种蜕变的表现就是，各地已经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常常只能定时定点达标，甚至还出现了中小企业的集中污水处理厂变成了集中排污口的现象。
幸好现在不仅有钱人，农民们也知道了金钱诚可贵，环境价更高。若为健康故，不怕把反造。如果能使群众的眼睛雪亮起来，排污者就掉进了天罗地网。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发动群众，也是当前这种形势下的不错选择。河北省的环保“省长电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补充规则堵塞了监管者的操作漏洞，变行政监督为市场监督，天罗地网更加密而不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