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一度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发现，5年来我国国民的读书率持续走低。据分析，众多新兴媒体对传统纸质媒体市场形成了分割，是一个因素，但主要还在于现代人生活节奏紧张，人们“没有时间”读书。与此同时得出的数据显示，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只占5％左右。（本报12月13日报道）
没有时间，很气壮的一个理由。那么，读书多的人都是悠闲一族了？不见得吧。宋朝参与编修《册府元龟》的钱惟演说自己：“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从中可见，他的读书时间就是挤出来的，而这前提，则取决于他“平生惟好读书”。宋太宗也是如此。他曾“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在《太平总类》编纂完成之后，太宗坚持每天阅读三卷，“一年而读周”，并赐名《太平御览》。这部综合性类书因为门类繁多，征引赅博，后来还被视为“类书之冠”。要说没有读书时间，宋太宗最说得出口。因此，读书与否、读多少书应该是“习惯”问题。
古人因为读书有“头悬梁，锥刺股”的，有“凿壁偷光”的，有“囊萤映雪”的，《三字经》概括得好，“彼不教，自勤苦”，全凭的是一种自觉。现代人有的笑其愚笨，实则古人也并不是鼓励机械地模仿，而是倡导勤读、苦读的精神。所以司马光批评一种人读书，“罕能自第一卷至卷尾，往往或从中，或从末，随意读起，又多不能终篇”。（清朝时有位叫做何涉的学士，大约看到了这句话，案上“惟置一书，读之自首至尾。若未终卷，誓不他读”。）所以近人瞿兑之说：“能看毕《二十四史》殊不为难，然肯用此功者殊不多见。”他认为如史学家陈垣先生用一年时间把《四库全书》翻了一遍，才是了不起的。的确，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不过区区240余册，3000多卷罢了；而《四库全书》共收书3400多种、总计79000多卷！
《邵氏闻见录》载，王安石读书是非常刻苦的，及第之后在韩琦手下当个佥判——— 文案一类的工作，仍然“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洗”。韩琦误会了，以为安石年轻，“夜饮放肆”才弄成这般模样，有一天便教育他：“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这个小小的误会却深深伤害了安石，他当时一声不吭，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等到韩琦明白了真相，已经晚了，想把安石收为弟子，安石“终不屈”；不仅如此，安石还常常大讲韩琦的坏话，什么“韩公但形相好尔”等，并作《画虎图》诗诋之。安石变法，反对声起，韩琦也说了不同意见，致安石“怒甚”，拿韩琦的文字“送条例司疏驳，颁天下”，欲借此打倒韩琦，赖神宗庇护而不得。韩琦逝后，安石挽诗云：“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对当年之事仍然耿耿于怀。安石读书的精神令人钦佩，但气量终究小了些。
《杨文公谈苑》记载了一件事，说后周精通历法的王处讷乃知识神授。王做过一梦，有人“持巨鉴，众星灿然满中，剖其腹纳之，后遂通星历之学”，说得一本正经。蒲松龄《聊斋志异·陆判》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说“素钝”的朱尔旦因为胆子大，跟人家打赌把十王殿里“貌尤狞恶”的木雕判官给扛到酒桌上，结果那判官居然复活，且鉴于朱尔旦“作文不快”，便在冥间千万颗心中“拣得佳者一枚”，剖开他的肚子给换上，令朱尔旦“文思大进，过眼不忘”。不料朱尔旦得寸进尺，嫌自己的老婆不够漂亮，让判官给换个头；换成了，先把晨起览镜自鉴的老婆本人吓了一跳，因为临近出现了无头女尸又差点惹出官司。这一庄一谐两件事实际上寄托了懒于读书者的共同愿望：不“读”而获。有报道说，这一美景在21世纪的前10年或20年就可能成为现实，届时，把高性能硅芯片和人脑直接相连，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之类装入大脑就变得轻而易举。这样看来，对国民阅读指标下降倒没什么可虑的，反正以后有办法解决。
前几年有个地方搞家庭读书“一二三活动”，在规定时间内，使他们那里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书柜、两份报纸、三百本藏书”。不知道如今进展得怎么样、还搞不搞，记得古人说过一句“田连阡陌心犹窄，架插诗书眼不瞅”，那么，即使书柜立起来了，书摆进去了，跟阅读与否终究是两码事。还是上个月金庸先生在深圳第5届读书月论坛演讲时说得形象，读书就像追男朋友、女朋友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自己喜欢。的确如此。喜欢读书的人，总能找到时间读书；而不喜欢读书的人，也总能找到种种未读的理由。 燕郊/文 赵晓苏/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