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的一年：2004国际政治年终盘点

亨廷顿继发表“文明冲突论”后今年又出新论，称当今之世由两种人组成，一是主张全球化的跨国精英层，一是民族国家内生活的大众。其立论精当与否可以讨论，但对事态观察的敏锐似无可非议。

一、 “一超多强”中的“多强”实力对比开始变化。

冷战结束于1991年，其后形成的“一超多强”国际格局至今已10年有余。2004年，“一超”与“多强”的实力对比结构虽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多强”的构成和“多强”的实力对比却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使得欧盟取代原先“多强”构成中的多个欧洲大国。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欧盟于2004年通过了欧洲宪法，从此，欧盟成为“多强”中的头等实力单位。其次是中国崛起成为“多强”中的第二大实力单位。“多强”中的日本和俄罗斯的实力地位下降。 

二、 “一超多强”的战略关系开始松动。

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中形成了三大战略关系：美日同盟、美欧的北约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04年，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分歧进一步扩大，这使得北约政治化，其军事同盟性质下降。中日在东亚地区出现了结构性的冲突。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的战略关系得到发展。2004年俄中、俄欧的战略关系有了新发展，中俄欧三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今后5年，大国战略关系将向美日英较多一致和中俄欧较多一致的方向发展。 

三、区域化发展使国际格局发展趋势不明。 

2004年区域化有了新发展，区域认同成为一个新概念。欧盟开始了培养欧洲认同感的工程，东亚国家提出发展东亚认同感。拉美、非洲、南亚都开始讨论实质性区域化的问题。 

欧盟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在改变国际格局的构成单位，世界次地区的区域化是否会彻底改变国际格局的构成单位还难以断言，也就是说未来国际格局的构成单位是国家还是地区集团尚在未定之天。 

美国显示的“强大”暴露出的最大弱点是，它在世界范围内“以我划线”，目空一切，使世人看清了它为自身利益、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本质。结果它与欧洲盟国及世界许多国家的裂痕越来越大，日趋孤立。 

今年美国大选，布什获得连任，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社会占了上风，使布什政府更有了硬的土壤和环境。布什新调内阁，鹰派色彩较浓，加上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很多人认为其对外政策将更趋强硬。 

一是“软实力”的影响力、辐射力大幅下滑。虐俘事件的曝光，欧美关系的紧绷，澳大利亚、韩国等亚太盟国的离心倾向，以及美国在东盟地区影响力的下降，都说明了这一点。缺乏“软实力”的支撑，美国主控世界的能力势必大打折扣。 

二是国内政治、社会、民族的分化。此次大选反映出美国社会“极化”现象，以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为内核的美利坚民族面临民族凝聚力的维系问题。 

三是战略方向的迷失。反恐、反扩散至上，还是继续咬定传统大国威胁？美国当前的大战略看似将二者有机结合，实则存在难以跳出的悖论。

应该说，布什连任跟新保守主义没有必然关联。其连任成功，主要在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反恐时代成就了他。所谓“临阵换帅”不足取在此次大选中体现明显。二是保守观念帮助了他。此次大选一定意义上讲可谓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决。布什很大程度上胜在其保守理念与冷战后美国社会右倾化趋势及“9·11”事件所激起的保守化民族情绪相契合。三是对手衬托了他。克里缺乏系统化的政策主张和人格魅力，是输掉选举的重要原因。因此，选民选择布什，不意味着在为“新保”背书，相反，许多支持布什的人也讨厌“新保”。

但是，“新保守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依然存在，其核心成员仍然留在布什班子里，影响力不容低估。从这个意义上讲，布什强硬外交路线难以改弦更张。不过，以赖斯出任国务卿一职为标志，布什未来的政策主张会较少受“新保”势力牵制，而会更多自己拿主意。“布什+赖斯色彩”会在其第二任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较之“新保”势力，布什、赖斯虽也强调实力至上，但在实力的运用上更加现实、相对理性。 

尽管布什得到了连任，但其政策并不会按原步持续下去，当然，这也是由于外因引起的，如果弱者不能据理力争，那么强者也会无动于衷，而悠然自得。关键是布什代表的是什么样人的方向，人心是很难改变的，政治也一样，只有妥协。因此，布什的政策的前景将处决于国际环境对其的影响。 

问题一，决策能力有可能受到削弱。当初为6个创始国量身定制的决策机制已不能适应25国欧盟的需要。多年来，欧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议而不决，议而难决”，即与此有关。东扩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欧洲宪法草案虽设计了若干有关机制改革，尤其是决策机制改革的方案，但能否奏效还有待时间检验。问题二，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大。中东欧国家的加入使欧盟内部经济差距拉大／新成员入盟后最盼望的是得到财政补贴，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这势必使欧盟原来欠发达地区所享受的地区基金援助金额减少。这块财政“蛋糕”如何重新划分，是个大难题。问题三，移民与就业问题依然令人忧虑。东扩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移民潮，冲击欧盟原已十分紧张的就业市场，同时带来社会与安全方面的诸多问题？欧盟老成员国百姓对此极为忧虑。 

至于欧盟的未来发展方向，各成员国间一直存有分歧。制宪期间，是要一个“联邦”的欧洲还是要一个“邦联”的欧洲，各成员国议论不少，莫衷一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欧盟距“超级大国”还有相当的距离。欧盟连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都难实施，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发展还不对称，成员国向欧盟进一步让渡主权也障碍重重。现阶段，欧盟只能在“超国家联盟”的层次上完善发展。 

我认为，欧洲宪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盟的性质，欧盟还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当然，欧盟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意味着成员国主权让渡部分的增加。欧洲宪法在赋予欧盟法人资格、增加欧洲议会权力、扩大多数表决范围等方面提高了一体化程度，从而增加了欧盟中的联邦成分。然而，外交、防务、税收等重要领域的决策仍牢牢掌握在成员国手中。欧盟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因为在这一问题上欧盟内部，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分歧太大。现在大家故意保持模糊。但我相信它会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超级力量”或“超国家联盟”。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总体上有利于拥有强大“软实力”的欧盟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北约作为欧洲安全支柱的地位和作用不会改变。目前欧洲独立防务的实质，是在北约框架内相对独立地处理欧洲的某些小型安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它和北约是融合性关系，并不挑战北约作为欧洲安全支柱的地位。其次，北约作为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还会继续东扩，且不排除其边界越出欧洲的可能性。再次，北约虽为地区性国际军事政治组织，但它今后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地区外的安全事务，凸显外向型发展的趋势。最后，原本以军事组织性质出现的北约，近年来政治功能与作用增强，显示了其功能多元化趋向。特别是在欧洲以外地区，北约更多地发挥了政治影响作用，如参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和维和等。北约东扩也显示了很强的政治意义。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至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不仅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势力进一步扩展，也表明其意识形态在东欧的巩固和发展。

当然，北约东扩也加剧了北约的一些矛盾。首先，东扩进一步弱化了北约“全体一致”的行动机制。随着北约的强大敌人苏联的解体，美欧矛盾凸显，北约“全体一致”的行动原则受到了较大挑战。继去年2月北约集体“保卫土耳其”动议遭否决后，今年11月又有10个国家拒绝参与伊拉克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估计未来美国要么单独或联合部分北约成员国行动，要么就得改造北约现行的行动机制。其次，东扩后，北约成员国经济水平更显悬殊，加大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的难度。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外军事部署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但是，过去的调整主要是海外军事设施和人员数量的减少。而这次调整的背景和目的不同，美国追求的目标是海外军事部署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按照新的计划，美国将对欧洲、东亚和中东的三大驻军体系进行重大调整。在欧洲，将现在主要部署在德国的军事力量部分移向东欧地区；在东北亚，从韩国撤出1/3的地面作战力量，与此同时，调整指挥系统，加强在该地区的海空军作战力量；在中东地区，则将部署重点转向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和伊拉克。 

很明显，美军这一次海外部署调整，目的是要控制那些未来对美国安全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地区，使今后运用军事力量更灵活、更迅速、更有效，特别是在美国决心以军事手段支持单边外交行动时，避免受到某些国际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 

毫无疑问，反恐战争是推动美军海外军事力量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美军这次调整所追求的目标却远远超出了反恐战争的需要。它反映了美国利用军事优势，控制战略要地，打击主要对手，防范潜在的挑战者的多重战略意图。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军事部署调整不可避免地将对国际和地区安全产生影响。如在东欧一些国家部署军事力量，已经引起了俄罗斯警觉和不安；在东北亚地区的兵力调整的动向，不仅使韩国感受到了压力，也使周边国家的密切关注；在中东地区，美国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对地区安全和有关国家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则更难以预料。 

欧洲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十分关注，很希望以此为契机改善彼此的关系，但布什的连任让欧洲的希望落空了，很难期待美欧关系有实质性的改善。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大多数欧洲人反对美国的领袖角色，希望拥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不仅仅是个反布什主义的问题。在这当中隐藏着一个大西洋两岸根本性的不一致，尤其是涉及到动武问题。因此，布什今后的四年不是美欧关系和谐的时代。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有根据、准确的。 

一、第二届布什政府的“书房”（亲信）、“厨房”（内阁）仍将由新保守主义人士掌控。这些“老保”的“欧洲观”与国际主义相悖，认为美欧的国际观、安全观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布什胜选，表明选民视布什为“反恐司令”，美国的“反恐划线”外交及与此配套的军事、安全政策仍将阻碍美欧关系的改善。 

二、美欧矛盾非简单的石油权益或地缘战略之争，根源在于“战略文化”冲突。德法倡导的多极秩序、联合国作用、预防性外交等是新的“欧洲版”安全与外交思想，体现了欧洲的新战略理念，它与保守的“旧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三、在美欧同盟关系的再定位上，双方裂痕很难修补。“9·11”事件后，美国要求同盟关系超越冷战，顺应以反恐安全、先发制人为代表的新世界战略。日本步步紧跟，使美日关系上了新台阶。跨太平洋关系的发展似一面镜子，折射出欧洲与美国的战略抵触，以及欧洲在美世界战略中的地位“矮化”。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欧一莲托生，合作与共识的基础仍存。一是美欧对于“9·11”事件之后的国际局势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美欧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危机等全球安全问题上利益一致，需要共同承担国际安全责任。二是美欧歧异如继续扩大，将对欧洲统一进程产生致命影响。欧洲的统一只能建立在联美基础之上，反美只能使欧洲走向分裂。三是欧洲大陆的安全尚需美国的鼎力相助，而欧洲在国际金融、政治、外交、谈判等方面都表现了强大“软实力”。面对新的国际与地区局势，两岸的互补关系更突出，合作意义也更现实。 

因此，美欧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同盟关系的弱化，欧美将从“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嬗变为“正常的”关系。欧美的争吵，是从“一言堂”向“群言堂”转折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拉美左右政治力量之间的核心分歧，是发展与分配之间的选择。二战结束时，拉美的发展水平高于东亚。与东亚文化的重积累和重发展相比，拉美人比较注重分配和福利。不少拉美国家已经建立了类似于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但问题是，拉美的经济水平无法支撑一个欧洲式的福利体系。纷纷执政的中左力量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就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在有限的经济实力和中下层所期待的社会福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一、席卷全球的反对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群众运动促使拉美左翼走上“反全球化”的第一线并成为主要领导力量。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市场化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民众要求变革的愿望为左翼的重新崛起提供了群众基础。 

三、兴起于欧洲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为拉美左翼力量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拉美左派政府在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开拓了一条市场经济与国家作用相结合、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坚持民族利益并举的道路。

四、冷战后美国单边主义趋向激起拉美社会各阶层不满。 

尽管如此，拉美左派的崛起还处于初步阶段，拉美政坛的力量对比还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目前，多数左翼政府接受了当前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在社会、外交等方面采取带有更多左派色彩的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拉美左翼政府能够顺势而为，从现实出发进行政策选择，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中东问题是绵延几十年的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大难题，巴以矛盾则是它的核心与实质。阿拉法特撒手人寰，巴以问题又到了十字路口。巴温和人物上台，开始采取措施修正以前的政策。布什进入第二个任期，正在加大解决“疑难杂症”的力度。同时，巴政坛重新洗牌，也为欧盟提供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失去宿敌的沙龙政府酝酿着适度调整政策。在合力作用下，至少从逻辑上讲，巴以应该离人们渴求的和平更近了。

但由于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巴以冲突的发展似有它自身起伏变化的节奏。在缺乏阿拉法特权威核心的情况下，巴内部的权力重组等充满了变数，哈马斯等激进组织仍“我行我素”，这些都是和平路上的大障碍。若处置失当，则巴以离和平就更远了。 

巴以和平进程酝酿着重新启动。多年来，阿拉法特的个人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影响巴内部统一和巴以关系的主要因素。尽管2003年6月“路线图”颁布后巴实施了内部改革，设立了总理职位，但两任总理都因为得不到实权而辞职或威胁辞职，巴内部危机四伏。沙龙政府则决定接受工党的施政纲领，即“一旦和谈不成，就采取单方面同巴勒斯坦脱离接触行动，全部撤离加沙和部分撤离约旦河西岸定居点”。 

随着阿拉法特的去世，局面发生了逆转。巴各派在关键时刻表现了超常的成熟和冷静，9年来第二次大选正在筹备之中。与此同时，巴以双方领导人互抛橄榄枝，国际社会积极斡旋，各方都在准备和平进程的重新启动。可以相信，经历了无数坎坷的巴勒斯坦建国事业有望继续向前迈进。 

美军强攻纳杰夫和费卢杰后，伊反美武装的大本营被摧毁，整体安全形势有了改善。从目前情况看，明年1月的伊拉克大选会如期举行，但伊拉克很难迅速摆脱混乱局面。 

伊拉克战争并未改变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伊战结束后，中东和平进程有可能取得某些重大进展。阿拉法特辞世为打破巴以和谈僵局提供了契机，但这不等于解决巴以争端的难度缩小，更何况阿拉法特并不是“和平的障碍”，而是和平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明年，巴以能否谈有所成，将取决于：一是大选后的巴勒斯坦能否实现稳定和新领导是否具有较强的执政能力;二是沙龙是否真有和平诚意和以色列在领土等问题上能否做出实质性让步;三是美国能否对以施加足够压力并愿提供某种担保;四是阿拉伯主要国家的求和立场是否坚定;五是国际社会的促谈力度大小如何。其中前三个因素是决定性的。 

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仍然是“接触+遏制”。自去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以来，美方“抑制台独”的表态出现了升温的趋向，但这主要因为陈水扁一伙加紧推动“台独”，有打破美国政策底线的势头。实质上，美方仍坚守既定方针也就是所谓的“双重清晰”，即反对中国大陆动武，不支持“台独”。所以，美国在对台售武、军事合作等问题上不会做出实质性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威胁论”有可能从军事转向经济。在今年被热炒的人民币汇率、外包、反倾销等许多经济问题的后面，我们都可体味到这种变化。 

这些年来，美国的一些战略决策者总是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改变亚洲的战略格局，并感觉很难把握中国未来的走向。这是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建立互信十分重要，这需要多层次的对话，求同存异，避免无端的恐惧和无谓的冲突。从这个角度看，这两年已经开了个好头。

中欧经贸互利合作也在同步快速发展。东扩后的欧盟已超越美日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是当前中欧间备受关注的两大问题。中欧关系发展中没有战略上的利益冲突。相信本着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矛盾将不难在磋商中解决。 

今年，中俄间大事不少。两国经过长达40年的谈判，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使中俄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全部划定;中俄签署了关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市场准入协议;中俄贸易额今年可能突破200亿美元;莫斯科对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给予坚决支持;中国则在北奥塞梯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严厉谴责车臣恐怖主义行径。正因为这些明显的进展，普京总统在访华时说：“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俄中关系今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但中俄关系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中国威胁论”在俄仍比较严重；俄还没有形成对华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在务实和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该牢固树立平等相待和互利双赢的思想；俄有一些势力不愿让中国进入俄能源市场，中国一些人士则对俄石油管道改线的苦衷缺乏必要的理解等。 

2004年中日关系有如下特点： 

中日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尽管中日之间有各种各样新旧矛盾和利益上的冲突，但双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和民间都在不断努力，试图从战略高度认识和处理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突发事件，尽可能寻找到利益上的结合点。 

中日双方都试图寻求一种新的对话与交往方式。我国新一届领导人在对日外交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就是“有话直说”。坦率、务实的对日外交风格既增强了我国首脑外交的透明度，也为改善棘手的中日关系寻求到一种新的交流方式。 

中日双方都认识到加强合作既符合本国的核心利益，也能促进区域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合作，构建东亚共同体是目前东亚各国积极追求的目标。中日关系如不能协调发展，势必会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大目标的实现，同时也会影响到中日两国的民族利益。实践证明，双方如果都能从战略高度考虑和处理中日关系，就能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变被动为主动。 

相比之下，朝鲜半岛核问题则仍处于危机和僵持状态。虽然中国“劝和促谈”的积极斡旋外交成功启动了六方会谈机制，而且前三轮会谈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但这些成果尚不足以消除朝美两国间的原则对立。美国要求朝鲜必须以“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其核计划，而朝鲜则要求美国首先给予朝鲜安全保证，并以“冻结换补偿”的方式解决核问题。朝美间的严重对立导致第四轮六方会谈迟迟不能举行。

虽然六方会谈目前暂陷僵局，但会谈的两大主角朝美双方谁都没有把对话与接触的渠道堵死。六方会谈走到今天，最成功的地方也恰恰在于此，那就是各方都认可通过对话与协商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是惟一现实、明智的抉择。只要有关各方都拿出真诚的政治意愿、卓越的外交智慧、务实的谈判耐心和灵活的妥协能力，那么六方会谈便可“披荆斩棘、迎难而上”，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也终将达到。 

尽管韩国政府一直为其核物质试验进行辩解，声称只是少数科学家的个人行为，与政府无关，并申明了和平利用核能四原则，表示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对韩国进行核查时，不仅认为韩核物质试验接近武器级水平，而且证实韩国“漏报”了激光同位素分离、天然铀变换、钚分离和化学浓缩等4项试验的情况。韩核问题疑团在国际社会蔓延。 

11月2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结束了对韩国核问题的审议并发表了主席结论。主席结论虽然决定不将韩国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但认为韩国未按相关规定及时申报属“严重关切的事项”。目前，韩核试验风波尽管表面上告一段落，但质疑声不断。汉城分析家认为，韩核问题尽管不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但这一问题已成朝鲜半岛核问题演绎过程中一个新变数。 

中日韩三国经济规模占东亚的约90%，举足轻重，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2003年发表经济合作宣言，推进东北亚地区建立更稳定紧密的合作关系框架。面对东亚出现的变化，前些年表现迟缓的日本有所改变，认为自由贸易区能拓宽日本经济的幅度，与东亚缔结FTA能产生更大的“追加利益”，东亚正在成为“日本利益的源泉”。日本的东亚FTA战略重视“综合性、灵活性、选择性”原则，在“现实可能标准”和“政治外交标准”之下，首先选择韩国和东盟作为谈判对手。2004年，日本与马来西亚、墨西哥、泰国、菲律宾等国分别签定了经济合作协定（EPA），并决定从明年4月起与东盟就缔结FTA为中心的经济合作进行正式谈判。日韩之间已举行过5次有关FTA的谈判。 

中国和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居关键位置，但中日之间FTA谈判尚停在研究阶段。日本虽在“中期目标”中把中国“纳入进行FTA谈判的视野”，但欲进又退，表示要视中国经济的动向，日中关系的整体等做“综合判断”。经济界人士对政府在日中缔结FTA方面的行动迟缓表示不满，认为会损害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负责人透露，日本有意从2007年起与中方正式进行协商。11月底在老挝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晤中，通过了中日韩三国在贸易、投资、环保、安全等14个领域的行动计划，日本舆论评论说，将为今后缔结中日韩新投资协定开辟道路。 

今年7月1日，东盟和中、日、韩各国外长在雅加达会晤时商定，明年在吉隆坡举行首次东亚峰会，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与此同时，东盟担忧在推进东亚共同体进程中如果按照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中日韩三国的节奏进行，其核心作用会被弱化，因此不断推进自身的组织化，加强内部团结；而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无疑让东盟吃了一颗定心丸。东盟国家认为，各国应在尊重本地区多元化特征的基础上，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分阶段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以经济合作先行，而后涵盖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等其他领域；在具体操作上可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建设相关产业的共同体，优先推动能源、投资、金融以及其他部门的合作。 

客观地说，出于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广大日本国民追求和平的愿望强烈，日在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对外发动过战争，应该对日迄今坚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给予积极评价，理解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正常诉求。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日本社会日趋保守，维护和平、与亚洲国家睦邻的声音有所削弱。在某些政治势力的怂恿下，强调“民族自尊”的复旧势力抬头，活动猖獗，值得警惕。 

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至为重要。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势不可挡，两个既是政治大国又是经济大国的邻国同时出现在东北亚是史无前例的，中日两国都要调整心态，为东亚繁荣共求双赢。 

日本急欲提升其国际地位，却不能正视历史。日本所说的“国际贡献”主要指配合美军作战，其所谓“普通国家”的涵义也是指可以在海外动武。可见其“普通国家”概念并不普通，其“军事大国”动向令人担忧。 

别斯兰人质事件对俄罗斯同西方大国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普京在告人民书中暗示了西方国家同车臣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俄政改方案出台后，美欧领导人发表了谨慎却又明确的反对意见，美欧媒体则猛烈抨击俄“恢复独裁式中央集权”。俄罗斯和西方互不信任，社会运转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使其相互关系难以出现实质性进展。 

不过，别斯兰人质事件留下的阴影主要表现在心理层面上，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现实影响不大。2004年普京出访西方国家的次数较前减少，但据此谈论双方关系趋冷略显牵强。莫斯科坚定支持布什竞选连任，这足以说明俄对美国近年来奉行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满意的。目前，莫斯科正抓紧有利时机恢复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并继续同欧盟开展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今年，俄继续奉行东西兼顾的“全方位”外交战略，坚持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原则。但俄同西方的关系处得并不顺利，显得“冷淡”和“窝囊”。北约东扩、欧盟东扩、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政治危机、美国加紧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等，对俄压力很大。俄美两国历来是既有合作又有争斗，今年则出现“争斗”多于“合作”的趋势。俄与欧盟也是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俄日关系“虚多实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