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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首钢工学院组织学生献血。计算机系大三男生刘强（化名）走进献血室后发现，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都已在献血表上填好了。“不是说自愿献血吗？这样做，跟强迫献血有什么区别？”刘强感到了一种被侮辱后的愤怒，他当场撕毁了献血表格。
当场撕毁献血表格的举动，透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击力，冲击的也许不仅仅是指标献血，而是与之类似的许多方面或领域。类似的情景在很多地方都曾发生过，最典型的莫过于各种名目的爱心捐助。没有哪一个关于捐助活动的红头文件中不带着“自愿”二字，但不少单位的通常做法是，规定不同级别不同的捐献金额，甚至按组织者拟定的标准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有的地方政府为扶持地方企业强行摊派推销产品，所打的旗号也是“自愿”；有的地方搞“政绩工程”缺少资金，也要求公务员、教师乃至农民“自愿”捐款或“自愿”借款。“自愿”本应是纯粹的、完全的，不掺杂任何“违心”因素，其自由选择的权力是“刚性”的、不受强制性外力干预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在某些活动组织者心目中，人们的“自愿”常常是“弹性”的，他们甚至将“自愿”看成是对被号召者的恩赐。在撕毁献血表的背后，实际上是“自愿”的刚性与“任务”的刚性直接冲突的结果。假如今后仍会发生类似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则需要对我国自愿献血的机制，尤其是组织者的传统思路和做法，作出深刻反思。（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