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充满着异常复杂的历史纠结。在古代历史中丰富的相互影响和参照，以及近现代历史的宿命般的多重互动，都构成了一种“积淀”为记忆的历史的展开。这种记忆既有文化上的深刻联系,又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构成的悲情和痛苦。《记忆的证明》正是对于这种历史复杂性的深度表现。
该剧以一个双重的结构展开故事。从事DV的日本少女试图在中国追寻个人和国族历史的真相,她的眼晴提供了一个观察中日历史与现实的点。而她和坦诚朴实的中国青年的相遇提供了她深入中国的历史记忆的可能。这里有中日年轻人如何面对他者的问题,他们的历史视野是并不相同的,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想象方式都有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试图突入历史的深处,寻找被历史层岩覆盖的记忆。这构成了一个当下试图追寻历史的层面,一条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与历史相遇的新的经验的线索。电视剧也就是在这里将中日的历史问题当下化了。“记忆”既是老一代留下的遗产，又是新的一代不得不面临的挑战。我们没有权利遮盖、逃离和遗忘这些记忆，相反，“记忆”会帮助我们找到一种建构新的未来的可能。
这部剧的另一个线索是直接回到历史中间,正面地表现作为战俘的中国军人和无辜被抓的劳工与日本侵略者的冲突。历史的记忆化为了直接的经验的展现。这一部分是电视剧的重要的,用力最勤的部分。它展现了中日战争无可争议的道德面向。中国作为被侵略的一方具有被欺凌、被压迫的弱者状态。战俘的痛苦最集中地象征了这种弱者的位置。但这种弱者却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人格尊严上都压倒了侵略者。他们在最困苦,最绝望的境遇之下，在离开祖国、孤立无援的状态中仍然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尊严，在严峻的苦难面前中国人的力量和坚忍正是中国“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这种“天不能灭，地不能埋”的力量也是这个国家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和失败最终走向未来的力量。应该指出，这些中国军人和劳工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不畏牺牲的勇敢的情操，还在于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绝境中对于世界和人类的“善”和“良心”抱有信心，对于“他者”抱有一种坦然的态度。周尚文的军人的气度和承担与夏民远的坚忍和谋略都显示了中国人的不同的崇高价值的侧面。而对于日本人在当时状态下的行为，电视剧给予了深入的透视，它将一个民族国家“现代性”历史的迷航和对于“他者”的残酷中透露的历史的负担揭示得相当有力。这种历史的“罪”的责任是对于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暴行和掠夺造成的，是无法抹煞的。它铭刻在历史记忆的深处，没有可能被抹去。这里出现的两条线索都在突入中日之间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对于历史来说，这是两个几乎同时进入现代历史的国家具有的不同的“现代性”的命运。日本的“现代性”的成功，其实有其深刻的价值的错位和迷航，而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正是在一种清清白白、没有国际性的历史负担的状况下进行的。这恰恰是全球和亚洲历史的一种现实的投射。于是中国人以一种包容、博大、开阔的胸怀进入世界的时候，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没有任何欺辱和压迫“他者”的历史的，经历过深刻苦难却并不要求报复，并不渲染仇恨的中国。这种道义的力量和伦理的力量恰恰是这部电视剧的最为深入的思索和追问，也是今天在全球化中中国的最大的“软力量”之所在。
在《记忆的证明》中，在对于历史记忆的打捞其实凸现了一种强烈的“责任”的意识。历史的记忆不可能被抹去。现代历史的这一页不可能消失，今天的我们必须面对真实的记忆。对于记忆的尊重和保护并不是要求仇恨和对立，而是要求公正和坦诚。只有面对记忆，面对历史，今天的展开才是可能的，未来才是可以信赖的。于是，我们有权要求“记忆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