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后，天津开始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到20年代天津的经济实力大增，辐射范围扩大，已经发展成为华北乃至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这时，天津以内外贸易、近代工业和金融业等为主体的经济功能，是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即便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天津以经济功能为主的性质也没有改变。
首先，内外贸易成为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天津从1902年起大规模地进行与世界市场的直接贸易，进出口贸易净值迅速增长，1902年为8947万海关两，1906年突破一亿海关两，到1911年达到11653.6万海关两。1921年上升到22477.9万海关两，1931年达到35022.9万海关两。1931年与1902年相比增长了近3倍。对内贸易也由于近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立日趋繁盛。
其次，近代工业为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创立了一定基础。天津的华资工业是在20世纪以后开始逐步发展的，1902年至1913年是天津近代工业重新兴起阶段。清政府实行振兴实业的政策，地方官府也通过政治或经济手段开发地方实业，使北方民气大开，办实业之风盛行。1902年至1913年间天津出现了38家华资工业企业，涉及面粉、烟草、火柴和榨油等轻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天津又掀起了兴建工业企业的高潮，其特点是由军阀官僚等投资创办了许多大型企业。如1915年以后建立了恒源、裕元、华新、裕大、北洋、宝成等6大纱厂，共有纱锭21.7万余锭，在全国华商纱厂中居第二位。出现了多家毛纺织工厂，特别是1931年建立的仁立和东亚两家毛纺厂，引进了外国的设备、工艺和原料，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增强了竞争能力。1914年范旭东在塘沽创立的中国第一家大型精盐企业——久大精盐公司，1925年资本增到250万元，年产量50万担；1921年又创办永利碱厂，资本150万元，从美国购置设备，采用最新工艺，生产的纯碱品质优良，在美国博览会上获金奖。1916年后七年内建立了4家大型面粉厂，日生产能力达到16540包；以后又新建了7家，到20世纪20年代末天津机器面粉业的日生产能力近4万包。天津三条石的铸铁和机器手工业作坊也逐步完成了向半机械化生产过渡。另外，在卷烟、火柴、造胰等行业也有一些规模不等的企业出现，构成了天津以纺织和化工等行业为主的近代工业主体构架。
第三，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为城市经济功能增强提供较为可靠的保证。19世纪末，英国汇丰、俄国道胜和日本横滨等外资银行在天津建立了分支机构。20世纪初，更多的外资银行来此设立分行，如东方汇理银行、华比银行、正隆银行、花旗银行和运通银行等。更重要的是，华资银行的建立改变了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1910年前设立了北洋保商银行、志成银行、直隶省银行和殖业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年代末期形成了兴办华资银行的热潮。到1925年总行曾在天津的银行有15家，资本总额3061.3万元，居全国第二位。尤其是盐业、金城、大陆和中南银行，通称“北四行”，以雄厚的资金和强大的后盾，控制着天津以及北方金融的流通，与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三行”南北呼应，形成在全国的鼎立之势。
到20世纪20年代，天津无论是内外贸易、金融市场，还是近代工业结构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对经济腹地的辐射力也随之扩大。于是，建立在口岸贸易基础上，并有一定特色的近代工业体系和广阔经济腹地为特征的经济功能，成为推动天津城市发展的主要功能。从此，天津作为北方经济近代化的代表，确立了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是继上海之后中国最令人瞩目的工商业城市。
（张利民主编《解读天津六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