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孩子苦就苦在这里

　　北京秋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我的家里。他说他来自鞍钢，是我少年时在北京二中的少年学友，想来家里看看我。

　　我在二中初一就读的时候，还是解放前的20世纪的40年代，至此21世纪之初，已然时隔有50多个年头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让我去回忆一个少年时的同学，其难度犹如瞎子摸象。对方听我久久沉默，便又提示说：“我们当时同住在一个宿舍，前几年我出访欧洲路过北京时，曾给你打过一个电话，我的大号叫焦玉书！”

　　“我记起来了，你的绰号叫‘焦大头’，对吧？”我说，“全班同学里就属你的脑袋最大……”

　　他笑了起来：“你数学在全班是‘牛尾’，记忆力却还算得上‘凤冠’。”

　　“你来吧，我请你喝茅台。”

　　电话虽然断了，我的思绪却沸腾起来。所以如此，与我在二中上初中时的劣迹分不开。当年他在班里是数理化的尖子生，是老师经常表扬的好学生；而我在班里是个低能弱智，数学常常不及格，并为年终算学考了零分而留了一级。强烈的反差，让我记忆复活了——我立刻让小阿姨上街买菜，招待这位阔别了半个世纪的少年学友。

　　解放前的二中与解放后的二中一样，都是一般学生难以考入的尖子学校。我得以步入这个学府，不是凭我的学习成绩，而是亲友对我寄以厚望，拐弯抹角塞进这座名校读插班生的。亲友当然出于一番好意，但是我步入这个学校之后，却感到心理上的沉重压抑，我从小厌恶算术，而这个学校正是以数理化名冠全市的。我这个理性思维的弱智，有时感到有被装入瓮中之闷。记得，那时我逃避重负的惟一法术，那就是阅读各种杂书，以抵抗心理上的失衡。解放前的老二中，院子里有几棵丁香老树，每至暮春时日，白丁香花和紫丁香花盛开时节，焦玉书等优秀学生，在飘香的树下苦读A+B=C的各种公式时，我则沉醉在小说的故事和情节之中：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张恨水……都在我的阅读视野之内。对比那些理工科尖子生，我比他们活得逍遥自在，我偶然也背诵一点东西，那绝不是代数公式。诗歌和散文中绝美的佳句，点燃起我的狂想，便面对丁香倾吐一下我的快乐。加上在作文课堂上，经常得到教国文的金老师表扬，也算是得失平衡了。似乎从那个年代起，我就是一个不接受诱惑、我行我素的少年了。此外，我还是个篮球迷，课余时间在操场上疯跑狂跳，对比那些“书虫”而言，我有我的快乐。

　　焦玉书来了，我在瞬间的眸光对视中，立刻把他认了出来。我所以没有忘掉他，除去他的聪明才智之外，还因为我们俩曾在一个学生宿舍里为邻。他是河北冀东人，与我又是同乡，彼此之间自然难以忘怀。我说：“‘大头’，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我走在街上，还能一眼认出你来。当然，我可能一时半会儿叫不出你的名字，但能叫出你的绰号，你这脑袋还是超常的大啊！”

　　“现在不那么显眼了，因为我浑身都胖了。”

　　我仔细盯看了他几眼，如今的他已不是细脖大头的形象，而是大腹便便的学者了。时间老人真是无情，似乎它只在我和他的头上摸了一把，我们彼此便都青春不再，进入了白发染鬓的行列。他现在是冶金部下属的七个设计院之一的鞍山冶金设计院院长，我则为文苑的闲云野鹤，各有各的爱好，各有各的欢乐。当我们聊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时，深感人生道路本来就是相异的，但是流行时尚和功利诱惑，则不断向行者招手，让人跟着它走。比如，当时的大中院校流行着这样的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如果沿着这条路奋斗下去，丢了个人志趣不说，怕是永远死了自我。因而，我和他在餐桌上频频碰杯之际，话题情不自禁转到当代中学生选择未来的问题上来。我们都认为，虽然现在比我们生活的年代物质生活丰腴多了，但是青少年活得却比我们要苦。家长出于盼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期望，各种补习班几乎占据了青少年的全部课余时间。因而我们得到的共同结论是：一个人事业的选择，主要由个人内在气质和秉性决定的；外在的推动力量，对于人一生的事业成败来说，犹如杯水车薪。

　　沿着这个话题说下去，“焦大头”讲了我一个当年的笑话：“一年苦夏过去之后，你把散发着酸臭虫气味的被单，晾晒在宿舍外边的铅丝上，直到了第二年夏天，夜里要用它盖在身上时，你才想起来去年忘记收进宿舍了，成为宿舍同学们的笑料。”他问我是否还记得这件往事？我说我怎么能忘了呢，当时拿我取笑最厉害的，就是你“焦大头”了。挨了当头一“将”之后，我立刻开始揭他的短儿。我说：“有一年春天，学校去颐和园春游，到了夕阳西下学生列队集合准备回校时，唯独少了你‘焦大头。’老师和同学怕你掉山涧里或在昆明湖里当了水鬼，分头到各处去找，你还记得你干什么去了吗？你在丈量当年慈禧老佛爷看戏的戏台的面积。这证明你从学生时代，就是一个A+B=C的材料！”

　　他笑了。我也笑了。

　　笑声过后，他并没有对我高抬贵手，继续对我进行深层次的讨伐。他说：“在全班，数、理、化你虽然是最后一名，但是早恋却是第一个。记得，当时好像是女三中的一位女生，约你去西单蟾宫电影院看电影。你是怎么去赴约的？居然带上了咱们班的同学谭霈生，一块前往电影院……有这样对待初识少女之约的吗？”

　　我语塞了。因为就在“焦大头”来我家做客之前，因事我偶然与老同学谭霈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通电话时，也曾提及到这件事：当年弄得那位女友尴尬万分，不得不与我这个傻瓜“拜拜”了。此时，“焦大头”哪壶不开提哪壶，让我重新忆起年轻时的无知。我告诉“焦大头”，北京解放前夕，这位女友随家人去了台湾，前几年我应台湾《联合报》之约，在该报副刊发表给海峡对岸亲友春节拜年的文章时，特意写上她的芳名，给她送去新春祝福并致以半个世纪前的歉意。那篇文章的标题为《寄梦》，但是破碎的梦是无法缝补的。其根源就在于我对待一切事情，都随意到没有任何章法的程度。

　　“这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当你的作家，我搞我的科研。”他总结我们的谈话说，“如果你非要学我，或者我非要学你，不仅痛苦一生，到今天你我都成了‘四不像’。”

　　我说：“今天的孩子们，苦就苦在这里，不管天性和个人的志趣，都往一条道上挤。殊不知造醋的原料，无法酿成酱油，在人类的生活中，这两种东西各有各的用途。如我们再把镜头焦距拉近一些，用‘以人为本’当尺，丈量一下那些打鸭子上架的家长，让孩子们没了童年时那份潇洒，死了一生只有一次的童年快乐，可以视为前辈人对后代人的犯罪。你说对吗？”

　　他说：“把今天你我的相逢忆旧，写成文章吧！告诉今天那些年轻人，要珍重自我选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句永不过时的成语：‘条条大道通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