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玉
当这部以《天方行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命名的出访日记即将付梓之际，心中情不自禁地想起写日记的酸甜苦辣，感慨颇多。
我的日记，是我人生路上的忠实伙伴。早在小学时，我就开始练习记录，而后走出校门投身抗日战争，更是乐此不疲，有时一天写一篇，有时两三天写一篇。1947年初我担任连队指导员，几乎天天行军、打仗，枪炮轰鸣、弹火纷飞的壮烈场面，战友们奋不顾身、勇猛冲杀的英姿，令我激动不已，就随手记在小本子上，有时当天实在来不及记，第二天必想方设法补上。这样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到1967年，竟记满了大小不同、纸质各异的五十多个本子。
就在这时，那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直接吹到了我的身上。一天，妻子王昭出于安全考虑，提出把日记本统统烧掉。我虽然万分舍不得，也无可奈何。因为，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月里，任何一句话都会被曲解和歪曲，进而成为“滔天罪行”，置人于死地，不少人就是因为一句话、一本书、一个笔记本而罹难，以致含冤九泉，我已遭到冲击，不能再授人以柄。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无情的火焰迅速吞噬着我的一本本日记。当烧到抗美援朝期间的那几本时，我心弦猛地一抽，突然伸出手，一把抢过，说：这几本不能烧！它记录的是我们伟大军队为国争光的壮举，里面有无数战友的鲜血和生命！妻子思考良久，终于同意。因此，我1967年以前的日记，只有抗美援朝期间的几本得以幸存。
不久，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家也被抄，所有文字稿，包括留有我笔迹的纸张，都被搜查了去。这时，我有点窃喜，幸而那几十本日记烧掉了，否则，不知又会给我添加多少“罪状”。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我只能写交代“罪行”的材料，哪里还谈得上写日记。直到1978年，星移斗转，春回大地，才重新打开日记本。这一写就坚持到现在，无一日缺损，既是积习难改，也是痴情不悔。
回顾六十余年写日记的历史，我觉得收益颇多。第一，它磨炼了我的意志，促进了我的修养。对我来说，天天写日记，是一件乐事，也是一件苦事。白天总是很忙，特别是离开第一线岗位以前，时时都有干不完的工作，往往要到深夜才能休息。临睡之前，在灯下回忆这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看哪些做得好，为什么做得好；哪些还需改进，如何改进；并用笔把它记录下来，无形中起到了“吾日三省吾身”的作用。其时，虽然疲劳不堪，心情却是轻松的。可谓苦中有甜，累中有乐。第二，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六十余年，两万多天，粗略统计，至少写了三百多万字的日记。我认为，我的写作能力和文字表达水平，很大程度得益于写日记。第三，记录了我的见闻，积累了一些材料。几十年来，我在基层、机关和总部的几十个岗位上工作过，担任过连、团、师、军、总政、总后以及机关科、处、部多种领导职务，所经历和关注的世界变化、国家大事、军事斗争、重要活动，从打仗、工作、学习到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乃至个人的读书、婚恋、家庭等喜怒哀乐，我都在日记里记了下来。有时还有感而发地写几行诗，我已出版的《京淮梦痕》、《足茧千山》两部诗集中的一些诗，许多就是在日记里即兴所书当时的灵感。尽管因为战争、工作环境等诸种因素，有的记得详细一些，有的则记得很简略，但总归都是历史和生命不可重现、不可多得的留影。每当看到保存下来的日记，我就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资料库、备忘录，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前进的身影和脚步，还能从中看到一点时代的印迹。
这部《天方行草》，是我日记中极少的一部分，由我几次出访国外期间所写日记汇编而成。在国外访问期间，我一如往常，不论日程多么紧张，活动多么繁忙，即使是深夜一两点钟，都坚持写完当天的日记才上床休息。在这些日记中，我记下了领导人的会见、会谈、迎送等外交活动的场景，记下了与所访国家政府、议会、军队、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与互助合作，还记下了参观工厂、学校、农村、军营以及人文古迹、风景名胜等的所见所思。由于行色匆匆，也由于是日记，我对所访国家难有更多的了解，也不能像游记、散文那样从容细致地记事、绘景、抒情，读者若能从中读到一些平时不容易看到的东西，我就心满意足了。
《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26日 第七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