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李继隆、赵延进、崔翰等奉命率军抗击入侵的辽军，临行前，皇帝授以阵图，令其按图指挥作战。宋军抵达满城，突然与辽军骑兵遭遇。赵延进登高瞭望，见敌东西两路对进，情况十分危急，若按图布阵，显然来不及了，李继隆，赵延进主张改变阵势，灵活制敌，崔翰等人却执意反对。因为北宋统治者都曾用阵图直接指挥军队作战，即使阵图不符合客观实际，前线将帅也无权改变，照图排阵打了败仗，主帅的责任不大；不按阵图打仗，责任就完全在主帅，所以，崔翰等人不同意李、赵的主张，害怕违背节制，担当“败军辱国”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李、赵力排众议，拍着胸膛说：若今日打了败仗，由我二人负责，他们果断地把原来的“八阵”改为“两阵”，集中兵力，前呼后应，结果大破敌军。
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对于不符合战场实际的“君命”，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明哲保身；另一种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以战略最终目标作为用兵的准绳。历史上，大凡建立了战争伟业的人大多采取后一种。一个指挥员在战争中固然需要有远见卓识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但如果赵延进、李继隆不知皇帝战略企图，也将是无所作为的。正因如此，《登坛必究·卷十六》载：“使兵识将意，将意士情。役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识，人自为战。”如果皇帝是“将”，赵延进、李继隆是“兵”的话，这说明在作战指挥中，战士理解战略指导思想与指挥员熟知士兵性情同等重要。
时下，“将识士情”大于“兵识将意”。如干部对战士做到“五同”等较好地提高了指挥员的带兵、训兵和用兵的能力，促进了部队建设。但既然只有实现“兵将相识”才能谋求作战指挥上的灵便自如，那么，“兵识将意”自然也不可偏废。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它制约和规范着战术原则，统率着作战中的各个要素。战士作为其统率的要素之一，是军队的基础，是战斗力生成的源泉。战士对战略指导思想能否正确理解和理解的深浅、众寡不同，则生成的战斗力也有所区别。对其理解深就能增强战斗力，反之则会减弱战斗力。
我军将领与士兵目的是相同的，理所当然要“兵识将意，将识士情”。各级指挥员要善于采取得力措施，把深奥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意图，用直观形象的形式深入浅出地灌输给自己的战士，使他们熟悉一些战略理论，增强他们在训练与作战中的创造性，促进战略的发展。当然，每名战士也要善于把军事训练与学习军事理论结合起来，在军事实践中理解战略理论，在理解战略理论中指导自己的军事实践。只有大家都去重视并共同努力，深刻的战略理论才会成为“兵”的无穷的智慧，才能使我们决胜于千里之外。
作者：郭风学 陈国堂
（来源：长沙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