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勇华
杨乐做的工作就是“基础性研究”。这类科学研究不同于应用研究，要是用直观的“经济价值”来衡量，往往说不出究竟有什么“用”。其战略意义就在于，它是一切应用研究得以突飞猛进的基础。在有能力为基础性研究提供更好条件的情况下，要让那些有才能、有热情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不必为“五斗米”发愁，专心致志地攀登科学高峰
“要充分重视基础性研究”，并指出“很多革命性重大科研成果都是从基础研究开始的”，是胡锦涛同志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杨乐时讲话的主要内容之一。
杨乐做的工作就是“基础性研究”。这类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在“经济价值”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往往说不出究竟有什么“用”。这使人联想到前不久的一则报道，说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回答学生提问时说了几个“不知道”，他“不知道”的问题之一是“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他对自己的回答有个解释，就是很多基础研究成果，如发现电子、X光，创立量子力学、原子能物理等，应用之后形成了最具经济价值的产业，而研究之初却都被认为是“花钱最多最没有经济效益的”。随后，不少作者引用这段材料生发议论，大多从丁教授的“谦虚”、“严谨”着笔。我想，赞扬大师风范当然不错，但是我更愿意认为，每一位做基础研究的人都可能这样回答，因为事实本来如此。倒是那位同学的提问值得玩味，与其说是对基础研究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关联心怀好奇，不如说是“经济标准”成为许多人衡量“有用”与“无用”的通用标准。
学生提问本身无可厚非，做学问自然要质疑切磋。不过，对提问内容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念倾向，也不能不多加关注。这种倾向，或多或少在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一方面，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进入一时看不出“效益”的基础性学科；另一方面，也由于基础性学科方向的毕业生就业较为困难，学校的培养计划往往要被动地“适应”人才市场，育人不尊重客观规律，心浮气躁；科学研究中，也是不区分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不同特点，写论文、出成果一样要限时间、下指标，结果科研质量下降，抄袭、作假冒头。相似的问题不但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出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
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不尊重基础研究就是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基础研究毕竟是一种需要大量投入的战略研究，不能不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不能不对研究工作者给予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在陈景润解“歌德巴赫猜想”的那个年代，我们还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支持基础性学科的研究，陈景润的拼搏精神也就尤其难能可贵。拼搏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只是，在有能力为基础性研究提供更好条件的情况下，也要努力创造一个能有力促进基础研究的环境，制订更切合实际的实施计划，让那些有才能、有热情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不必为“五斗米”发愁，专心致志地攀登科学高峰。
《华东新闻》 (2004年12月27日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