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专机机长的回忆(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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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27日05:20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 ||
一、我第一次为周恩来总理飞专机 1950年8月1日,天津—北京—汉口—广州和天津—北京—汉口—重庆两条航线开通,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民用航空线正式启用,史称“八一”开航。 新中国民航在创建过程当中,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极大关心和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就曾指示:空军、民航需要人,就从部队里点名好了,点到谁算谁。于是决定:从部队挑选身体素质好、有一定文化程度、思想作风好的干部充实空军和民航。1952年7月27日,周恩来为“中国人民航空公司”亲笔题字,并亲自主抓民航工作。同年8月1日,中国人民航空公司在天津正式成立。 随着新中国民航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一个想法逐渐开始在民航高层酝酿,那就是组建飞行大队,并从空军抽调优秀的飞行员来当大队长,同时作为国家领导人专机机长的人选。周恩来亲自给空军下了命令,要调飞行技术好、思想过硬的团职干部来组建新中国第一个飞行大队,飞专机并从中培养专机机长。1953年9月,军委民航局向空军司令部写出呈请批准成立飞行大队的报告,同时开始在全军范围内选择适合的人选。当时,我刚从航校毕业分配到成都空军部队,在西南空军第13师第38团先任大队长,后任副团长,是飞运输机的机长,积累了600多个飞行小时。1953年深秋的一天,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到命令,让我到北京空军干部部报到,并准备马上转到民航去开展飞行大队的组建工作,当时激动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十分的光荣。 1953年12月,民航局第一个飞行大队在天津睦南道40号成立。我被正式任命为飞行大队第一任大队长。因为已经得知自己是作为将来执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任务的人选,所以到民航后,我主动先从副驾驶做起,先是飞航班,以过硬技术升任了新中国民航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个正驾驶,同时为飞专机做准备。 在1954年底以前,我国虽然有了中国民航,但总的来说由于技术力量比较落后,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的专机飞行,都是由苏联飞行员担任。周总理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坐上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自己的飞行员开的专机。 曾任周总理秘书的王伏林同志(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有这样一段叙述: 当时中央首长坐飞机,驾驶员都是苏联人,也就是中苏公司的苏联飞行员。坐在飞机上,别看周总理好像从不介意,有一次,他终于发话了:咱们自己的飞行员能不能飞这样的飞机?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的空军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已能从飞行员里挑出尖子来飞专机。可是空军总觉得不行,“总理啊!您还是坐苏联人飞的专机吧!不要冒这个险!”周总理一听:“不行,你们一定得找一个咱们自己的飞行员来飞。”空军方面的负责同志担心自己的飞行员一旦上机出点问题风险太大,就一直拖着没办。周总理知道了,很是生气,就让空军尽快解决。空军实在拗不过,从全军中选拔出最优秀的飞行尖子来飞专机。这个人就是我。我当上总理的专机机长实在是总理“压”出来的。 1954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因为从这一年起,我开始为周恩来总理飞专机,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在为周总理飞专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点点滴滴,成为我最珍贵的记忆,永远深藏在我的心中。 我第一次飞周总理专机是到太原的亲贤机场。这是一个小型机场,接到任务时,我的心情既高兴又非常紧张。飞行前,早早把航线资料背得滚瓜烂熟,临上机前又在心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并不断默诵着见到周总理应该报告的内容。然后,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装束,直到确认自己状态良好后,才站到专机旁迎候着周总理的到来。终于,周总理身着那身让人熟悉的灰色中山装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微笑着一步步向我走近。看到周总理那和蔼、亲切的笑容,心里的紧张顿时减轻了许多。 我并拢脚跟,抬手给周总理来了个十分标准的敬礼,随之向周总理报告了飞机的准备情况、航线上的天气情况及飞机到太原要飞多长时间等。在寒风中站立的周总理上前一步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当听到我说叫张瑞霭时,他风趣地说:“原来是我们的大队长啊!”接着又问我是哪个部队调来的?老家在哪里?家里都还有些什么人?文化程度如何?什么时候学的飞行等问题。了解我的简单情况,鼓励我在民航认真学习,好好努力。 从第一次乘坐我开的专机知道我的名字后,周总理每次乘坐专机,看到我时,都亲切地叫我一声“张瑞霭同志”,到后来,就叫“瑞霭同志”,真是让人觉得无比亲切,心里总是暖洋洋的,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我终生难忘。 飞机在亲贤机场降落后,周总理来到驾驶舱,亲切地向全体机组人员致谢,鼓励说“飞得很好,要大胆地飞”。并进一步说:“我很信任你们!” (待续) [题头设计 许涿]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12月27日 第七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