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树立起“相信”的美德：相信老师灌输给我们的，相信教科书告诉我们的，相信一切是美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相信”的思维惯性一直延续到我们长大成人，只是，长大之后面对善于添油加醋的娱乐世界、善于无限放大事实的媒体，我们显得有些水土不服，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事情竟然是谣言，而大家都认为是绯闻的事发展到最后偏生变得比真金还真。真实与虚假(或者说虚拟)、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其实只是一步之遥，套用刘德华最近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铺垫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有关“真实性”的文化问题，而并非娱乐问题。
先举一个例子，当年人们还在为萨达姆被捕的消息震惊的时候，媒体持续不断的后续早已接踵而来，极尽想像夸张。这种后续报道已远非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大力发掘萨达姆大叔的私生活：理想、激情、洁癖、娇妻、儿女……他被捕后的表情、情史、写小说的潜能……在萨氏被捕这一基本真实点的基础上，媒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发挥。其后续报道更像一部小说接力赛，读者其实无从得知萨氏的真实面目、真实处境，或者说读者也不会关心真实的萨氏到底是什么样的。显然，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新型媒体叙事手法，它类似于小说叙事，允许虚构想像夸张，甚至带有娱乐色彩。发达的媒介，正强有力地挑战我们既往的“真实观”。
再看看我们并不陌生的“真人秀”。《当代艺术》2004年第12期，策划了《暧昧：当代艺术与真人秀》专题(文／曹晓阳、高士明、关雪莹)，这个专题将一个极有价值、也正在引起学界初步注意的问题摆在了读者的面前：媒介早已经超出了作为工具和中介的意义，它使现实(the real)和真实(the true)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之真(truth)全都变得不复可靠。《文艺评论》2004年第6期许文郁的《影视生成机制的本体性质分析》一文也谈到影视的虚幻性、仿真性、主观性问题。
美国曾拍摄了电视真人秀为题材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实时转播系统后面，是现实世界里的观众，楚门的世界被人们集体偷窥，这种集体偷窥旷日持久，人们认为楚门的世界是真实的，是令人感动的。但事实上，楚门的举动虽是真实的，他的生活却是被媒体设计出来的，真人秀的真实面目因而变得暧昧不清。楚门的世界带来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真假问题，而是表述与被表述的新型关系，在这种表述关系中，媒体与观众客观上达到了一种合谋效果。正如作者在《真人秀的文化和逻辑》中所讲的，真人秀的逻辑把生活变成表演，把政治变成娱乐，媒体与现实之间已发展出一种后表述的新关系。“今天要追问的不是媒体如何嵌入生活，而是媒体如何构造生活？生活如何通过媒体成为可能并得以实现？”媒体的强大在于，它已无处不在，它的叙事策略无往不利。
什么构成了电视真人秀？当代艺术是否创造了电视真人秀？国内外有哪些电视真人秀？如何界定电视真人秀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区别？在《暧昧：当代艺术与真人秀》专题中，都有较详尽的介绍与分析。通过真人秀，媒介制造了一种准现实，让观者觉得有戏剧性，能参与其中。这种准现实被广泛复制，为电视界赚取高额利润。真人秀的盛行，也许可以看做是对真实的某种虚拟，对新的真实进行建构，“新的现实与现实争夺、竞争”。通俗说法就是，假的看上去比真的还要真，盗版逼死正版。
从花边新闻满天飞的萨氏事件中，可看出媒介正用想像夸张等方式制造一种准现实，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小说创作正在丧失这种叙事的品质，把小说变得比现实更现实，不比现实更高，反而比现实更低，把小说写作变成一种毫无悬念的文字游戏，把文学的“非道德”因素变成无往不利的武器，拒绝平庸的作品并不多见。
2004年第12期《红豆》收入的《李黎三题》(短篇小说)倒是带给笔者一种阅读意外。当妻子要求孩子跟她姓，这么巧，夫妻俩都姓周，怎么样才能体现孩子是跟妻子姓的呢？惟一行得通的法子就是丈夫改姓，这个男人会怎么办？这个男人在街上转悠了很久之后，“裤管里兜满了这种暖冬稀薄的寒风”。《改姓》有几分颠覆力，又很巧妙，还有几分温情脉脉。短篇小说不仅考究作者的构想力，而且考究作者的语言功底——《一条狗的前途》、《七十岁的风景》显然隐含着这样的叙事能力。媒体的某些叙事策略试图说服或迎合读者，制造一种让读者参与的准现实；而我认为优秀的文学创作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不是去克隆现实，而要用文字去延伸现实之外的想像力、增强对现实与真实的怀疑力。
身处媒体不可一世的时代，什么才是真实？“眼见为实”这词儿可靠吗？当我们越想靠近真实，真实就离我们越远。在“相信”教育中长大的人们，怎么都得多长个心眼儿。
胡传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