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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一部 简易的文学史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27日09:09 南方都市报

  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一部 简易的文学史

  郑州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

  金庸的小说不一味地求雅,而自然高雅;不一味地避俗,而永远通俗,这是一种不走极端的、很成熟的革命家的气度。革命家不一定要表现得很激进,整天批判别人,显摆自己——不一定要这样。他是很成熟的革命者。

  泰国首都曼谷的中文报纸为了抢先几个小时转载金庸的小说(当时没有电脑,没有E-mail),情报员在香港利用电台将金庸的小说拍发过去。这简直是用间谍战的技术,成本是非常高的;用电报来发小说转载,这可以说是小说史上的奇闻,只有金庸的小说制造了这样的奇闻。

  韦小宝不懂得爱情,像鲁迅所言: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韦小宝在中国市井文化最畸形的妓院中长大,很早他就知道男女之事,但是不知道爱情。他看到的都是用钱能换来男女之事,所以他是畸形的早熟,他天生丧失了爱的机能。我们看他和那七个女人之间,哪一个是爱情呢?都不是爱情,那么这种关系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他混进皇宫当小太监是假的,他不是太监,但是在爱情这个王宫里,他是一个不幸的太监——他是爱情上的太监。

  ——孔庆东

  理解那些复杂的灵魂

  深度观察

  谢有顺(文学评论家)

  日前,一套由多位著名文学评论家撰写的《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共有四册:孔庆东的《金庸评传》、李星、孙见喜的《贾平凹评传》、贺绍俊的《铁凝评传》、洪治纲的《余华评传》。我认为评传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方式。长期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当代文学现状,有志于文学研究的人,似乎总是不满足于作品研究和现象观察,他们喜欢的是为一种正在生长的文学命名,或者通过一种文学史论的方式建立话语阐释权,单纯的作家研究,反倒显得寂寞而不被重视了。我以为,这是一种不好的潮流。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就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作家作品研究这一基础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所以,唐弢先生才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因为阔大而空洞的文学史书写,未必会比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更有价值。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所要张扬的,就是个案研究的精神。它所要面对的,是当代文学领域里的重要作家,这些作家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成就,如同一个个有重量的石头,沉潜在当代文学洪流的深处。我们该如何接近这些石头般的坚定存在?评传不失为一种方式。所谓评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对作家的“传”与对作品的“评”并重,把作家的人生和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省察和观照,做到“传”亲切、真实、全面、丰赡,“评”客观、公正、系统、权威,“传”与“评”相互协调,互相映衬,从而引领读者深入地认识作家及其写作的全貌,达到对作家的人生经历、行为方式、精神品格和艺术境界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一个能够洞悉作家内心、理解作家作品的评传作者而言,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就是一部简易的文学史。大凡深度参与了当代文学之演变的作家,他的身上,一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我相信,金庸、贾平凹、余华、铁凝这四位著名作家,便是有景象的人,揭开这个景象,看到的必将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侧面。尽管孔庆东,李星与孙见喜,洪治纲,贺绍俊这几位评传作者,在面对各自的传主时,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和话语路径,但最终所要抵达的目标似乎一致:接近一个复杂的灵魂。在他们看来,人生是灵魂的历险,而作品呢,是这一灵魂的叙事,所以,他们的书写,一直有着一个根本的动力,就是要揭开一个作家灵魂中最为生动的景象——即便是在他们的虚构作品的内部,同样也传递着作家的灵魂消息,只要有发现的眼光,一切便将昭然若揭。

  这四本评传是提供了这样的眼光的。它最显要的特征,就是对于所评作家、所论作品,多有新鲜、个性的发现。比如孔庆东说:“金庸以他一个人的功力,就让武侠小说进入了千家万户普通的生活。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家,你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你的人物、你的语言进入日常生活,进入日常语言。”这就是发现。孔庆东为金庸小说的巨大影响力找到了一个落实点,那就是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在这最普通的领域,往往能见出一个小说家最为真实的创造成果。孔庆东找到了自己的用力点,就使他笔下的金庸世界超越了那些道听途说的江湖传闻和夸张渲染的小报细节,以赏析和研究并举的态度去观照金庸的整体生命状态,如他自己所言,他这本评传也可以看成是一部比较全面的金庸研究论著。

  既是和传主的人生、灵魂对话,又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论著,这两点,正是这套丛书的重要特征。

  单一的传记是不具备这种双重价值的。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拒绝看那些夸张、铺陈的名人传记,我觉得传记作者那种想当然的、纯属虚构的场景、对话描写,读起来颇为幼稚,若是作者再要将这种虚构性文字看成是信史,那就近乎可笑了。稍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的记忆和事实,一旦成为历史,它的真实性也就随之消失了。任何人记住的都只是自己生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经验和常识。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人在多数时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为何物的。有时,你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你看到的很可能还是假象——这个世界,谎言和欺骗总是比真实多得多。所以加缪才说,不在于生活得更好,而在于生活得更多。

  比起纯粹的传记来,评传和个人回忆录,反而是了解一个人最不坏的话语方式了。这几本评传,作者为了避免虚构和反抗“被描写”,都不约而同地将作家置于一个广阔的背景下来审视、分析,他们关注传主写作时的文化背景,作家主体生成的文化背景,及传主作品中所表现的文化背景,以及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我们读这个传,就能深入到传主的灵魂深处,对传主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深层次的把握和了解,尤其是触摸传主的人生历程时,我们能看出作者对作家个体的成长都有一种理性的、充满人情味的体察,这是最为动人的部分。在写作立场上,作者和传主尽管都熟识,但他们在写作中坚持不虚美,不隐恶,敢于表现出一个有胆识的作者应有的学术勇气,所有这些,不知不觉就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作家形象。

  因此,文学研究既是一种艺术分析,也是一种精神关系学,二者缺一不可。评传所综合的,正是这二者,所以它在解析作家、作品的深层关系上,就显得特别锐利、贴切。这是我在阅读这些评传作品时所获得的深刻印象。由此我想起福柯在《权力的眼睛》一书中的话:“为了弄清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什么东西被削除了?一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的时候,它受到了怎样的修改?”——这话使我深受启发。原来为了弄清什么是文学,“非文学的话语”、“运动和过程”等要素有着不容忽视的参照意义。它告诉我们,许多时候,文学不仅是它所呈现的那些,它被“删除”和“修改”的部分,也在隐秘中共同影响了文学世界的形成。“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每一个研究者都需要具备这种追问精神,或许他才能找到与众不同的细小路径得以进入一个更丰富、更准确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四部评传改写了我们对四个作家的固有理解。他们的人生和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塑造、彼此影响,这就是当代文学的“运动和过程”。假如当代重要的作家都能被置于这种背景之下来考察,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就会获得更为健全的视野、更为有效的阐释。因此,这些评传中对作家们作出了何种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反倒是这种理解方式、观察视角,使我们看到了新的文学景象,这些景象,隐藏在一个个独立而复杂的灵魂标本里,它等待我们去发现。

  这是金庸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

  阐释金庸

  丁国旗(文学博士)

  作为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师,在现当代文学的作家群中,没有谁能像金庸那样赢得如此多的读者。然而,由于人们狭隘的文学观念,在文学圈中,金庸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的文学成就一直以来难以得到公允的评判,有关他的专论研究并不多见,而真正有价值的却少之又少。在读了孔庆东先生的《金庸评传》以后,笔者以为,这是目前金庸研究中很有价值、很有突破的一本著作。

  该著从基本的文学事实出发,以“评”带“传”,有力论证了金庸作为一个小说巨匠的不争事实:金庸不仅塑造了郭靖、黄蓉、乔峰、苗人凤、胡一刀、杨过、令狐冲、韦小宝、张无忌等众多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大大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而且在主题思想方面,他的小说已然超越了武侠本身,在武侠背后,张扬的是恢弘、深邃、独特的人性观和历史观。他的小说真正突破了那种狭隘的、僵化的历史真实观,而写出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即艺术的真实来,这与那些高雅的“纯文学”在思想追求上并无二致。除此之外,作者认为,金庸还以其独特的艺术实践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了文学的殿堂,使文学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种贡献对于文学的发展而言是功不可没的。

  作者分门别类地对金庸的15部作品按照时间的年轮一一加以评说,使读者不仅可以从整体上对金庸的生平和创作有一个深入、清晰的认识,而且也在细致入微的分析中,对金庸小说的叙述模式、师承渊源、文化内涵、主题思想,以及金庸小说独特的历史深度、人文关怀和审美追求达到了真正的观照。作者还将金庸的小说创作同他的人生遭际结合在一起,如将《侠客行》中所抒发的父母怜子之情同金庸长子早逝的事实相关联,大大促进了读者对作品的阅读和理解,拉近了金庸与读者的距离。

  为了提升读者对于金庸小说艺术成就的完整理解,该书从“武”、“侠”、“情”、“历史和政治”、“人物和景物”、“结构和语言”等方面对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集中解析。作者剖析了金庸笔下武打动作的“艺术化”、“舞蹈化”特征,以及写“武”写“侠”的“人生境界”追求。以“境界”论武侠,这种分析无疑显示了论者的才华和胆识。像这样精到的评点、独特的见解,在《金庸评传》中是随处可见的。如从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萧峰)和第一美人(香香公主)都不是汉人的事实,作者认为这源于金庸对于汉族的批判;从韦小宝无情无义的情感心态,作者指出“妓院哲学”对他的影响,并由此看到《鹿鼎记》实际显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还有《笑傲江湖》的政治寓意,实际上是金庸对专制体制所进行的艺术化批判……所有这些,都将读者带入到一种深层的文化思考之中,丰富了金庸小说的欣赏层次和价值。这些论断,不仅为金庸研究的深入拓宽了思路,也给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金庸评传》还通过对一些反面人物的分析,扩大了金庸小说的审美内涵。如对段延庆内心深处“善”的分析,对“南海鳄神”岳老三作为坏人“淳朴”一面的分析等,都提升了作品理解的深度和难度。而作品对胡斐和袁紫衣、程灵素与胡斐、马春花与福康安、南兰与苗人凤等人刻骨铬心的悲剧恋情的解读,无不显示出人物性格的纯洁和美丽,又使读者领悟到金庸作品特有的审美情趣和情感追求。这些,对于时下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虽然该书在写法上采用了比较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手法,但作者“口语化和演讲体”的语言风格,给读者的阅读平添了十足的乐趣,比如作者论述金庸的属相问题,金庸的出生地;以及从“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这三个方面来概括金庸的生平,等等,无不轻松活泼,信手拈来,而又妙趣横生。

  见证贾平凹的心灵史

  解密贾平凹

  轩红芹(文学博士)

  《贾平凹评传》是以“评”带“传”。该书的重点不在于传主的“被描写化”而满足于猎奇,而是“以心观像”和“以像观心”的互动。通过透视贾平凹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历程,洞悉其文化资源和自我精神的塑造,看他几十年的生活苦熬养成的奋发苦斗、自强不息的“存在”精神,以及这种奋斗精神如何渗透进他的创作道路当中去;那种由童年的孤独和抑郁而来的敏感和恐惧,如何培养了他注重对生活的感觉并转化为“不求概念之圆满,只求其状况之鲜活”的创作理念;长期的农村生活如何为他留下创作的记忆并构成他创作的基点和动力,从而形成他对农村和农村命运的持久关注和耐心表达;他又是如何一直守住了对当下中国的关怀和忧患……可以说,这本评传清晰地勾勒出贾平凹的个人内心印痕如何以创作的形式,参与时代精神建构并与这个时代对话的轨迹。

  在以这种方式触摸作家主体内在的灵魂深处的时候,作者也把脉了其创作的灵魂,找到了其对自己民族生活和艺术的独特理解,和切入社会生活的独特角度。我相信这种在作家和作品精神深处的交会处来解读作家和作品更为犀利和贴切,而且对于贾平凹这种“喜欢心迹”的作家尤其是更为有效的评价方式。所以作者往往能有独特新颖的创见,比如,以“病患带来的艺术个性和不寻常的感受能力”来解读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魔幻之作,作者以这种方式找到了切入贾平凹的其艺术形象了生命、生命融于艺术的生命状态的最佳角度。

  这种以评带传的形式,相对于严谨的学术专著来说又提供了很多不易得到的原生态的材料,诸如通信、采访、回忆,友人之间的闲谈甚至编辑对作品的修改意见等多种不拘一格地参与到文学领域和活动中的各种形式,由此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示着作家写作时的文化背景,作家主体生存的文化背景,及作家的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文化背景,从而使得对传主不仅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深层次的观照和把握,而且还使得思辨、严谨的学术论著平添了许多生动、俏皮、有趣的因子,从而使得学术著作也变得轻松好读。而穿插在文中的丰富的图片,也营造了一种在场的气氛,见证着流逝的时间,与对传主的传、作品的评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互动场所。如果仅把这看做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未免简单,发现其中既相互印证又相互反驳,既相辅相成又相生相克的悖论境地才更有意义,如贾平凹在生活中胆怯自卑,在创作中却表现出放肆自在、爬高涉险,这样的一个矛盾人,也只有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我们才能感受到灵魂的真实跃动和作品的真正魂灵所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也不失为作家作品和文学研究的方式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和解说方式。

  感受铁凝的文字温暖

  想像铁凝

  旗旗(书评人)

  谁都知道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然而近读贺绍俊先生《铁凝评传》还是让笔者有一种“生活”得以重新发现的惊喜。当然,这种惊喜不仅仅在于贺先生介绍了铁凝的生活故事,更在于作者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对于文学、对于创作的真正价值。

  作者从“农村生活经验”、“家庭生活经验”、“童年记忆和家族记忆”来介绍铁凝创作的三个源头,不仅一下子让读者进入到了铁凝创作的生活素材世界,而且更让读者透过作家所塑造的一个个人物感受到了生命的真正寓意。无论是香雪铺就的农村底色,或是红衬衫所映照的少女风采,抑或是三大源头交融汇合之后所开启的玫瑰之门,无不都是作家将其生命的笔触深扎于厚实的生活深处的结果。

  《铁凝评传》还从铁凝的文学自觉性方面探讨了铁凝对于真实生活的本色追求。比如,作者写到她16岁时就自觉完成了《会飞的镰刀》的创作,而在工作选择上,她毅然走向了农村,宁肯去当一个“女高尔基”,也不愿去当一个令人羡慕的文艺兵,也是源于一种自觉地对于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于创作的追求。又如,作者写到她在创作方面对于主体意识的淡化,而没有像同龄作家那样沾染上浓重的知青情结,以及她虽处寻根文化的火热氛围,而终究“清醒地与文化寻根保持着距离”等,这种独立的风格意识也正源于她自觉真诚地将创作与生活融合为一体的基本事实。

  正是源于铁凝创作的这一生活地基,《评传》又进而分析了铁凝“面对世界的善良之心和温暖情怀”。这“善”是生活酝酿起来的,它缘于铁凝对于生活的一种理想化过滤。我们不仅可以从作者对《意外》、《喜糖》、《哦,香雪》等铁凝早期作品的分析中看到这一点,而且还可以从作者对铁凝后来的作品《秀色》和《孕妇和牛》的分析中看到。尤其是《孕妇和牛》,在作者看来,这是铁凝创作成熟的标志,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她以一位孕妇的形象宣布了她的成熟”。当然,这种源于生活深处的“善”,我们还可以从《棉花垛》的细节描写,从铁凝“回归自然、质朴、纯真内心向往”的散文创作,甚至从她上世纪90年代初的谑趣期之后的《永远有多远》中找到。

  铁凝的创作是生活化的,而贺绍俊的这本《铁凝评传》也是生活化的。他能够从创作的突围中去看待铁凝的每一次“寻找和尝试”,也能够从创作的规律和难度来审视铁凝的每一点不足和缺陷,而透过他对铁凝的辩解和宽容,我们感受到的同样是一种源于生活的真爱。从生活论铁凝这是介入铁凝最好的角度,而以富有人情味的语言和态度进行文学批评,这也是这本《铁凝评传》所蕴含着的生活之美。

  铁凝身上的生活底色、人文情怀是时下文学所缺乏的,因而笔者认为,《铁凝评传》是以另一种方式对于当下文学现状的表态。但愿这种表态能够引起更多更强的回响。

  接近余华的精神方式

  理解余华

  方秀珍(文学博士)

  很多时候,我们宁愿让所景仰的人留在想像里,在那里他们美丽而丰饶,而现实的逼视会使他们变得无聊而琐屑。就像我们看到大师的自画像,一个眼神、一具烟斗也会生出无限意义,但一旦我们走进大师的生活,那层眩目的光环顷刻间消失殆尽,一阵失落袭来,令人无限惆怅。正因如此,我常常犹豫不决,一方面怀疑我们接近大师精神世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那就是宁愿保留罗兰·巴特所谓的恋爱般的幻觉。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阅读余华,一次又一次地体味令人震颤的暴力,一次又一次地回味在空旷的雨夜里,那孤独的无依无靠的令人无处躲藏的呼喊声,不禁常常暗自叩问,在余华的世界里,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洪治纲的《余华评传》让我们有幸窥见余华逐渐丰盈的精神世界。

  温暖而潮湿的小城,柔软而潮湿的河畔,微微震颤的木桥,这正是余华的江南。在这样曼妙的江南却如此频繁地发生暴力事件,《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一九八六》等作品都充满激情地演绎人类内心对暴力的渴望。童年的余华胆小怕事,循规蹈矩,这样一个柔弱的童年居然潜藏着令人惊悸的暴力美学,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洪治纲大概最热衷于对这种悖反揭秘,他认为,作为一种性格上的自我品格平衡,胆小的人在内心中往往比一般人更加渴望强悍,也更加迫切地希望看到一种弱者胜利的荣耀。这种解释也呼应了余华的那句话,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同样是胆小怕事的余华却经常在太平间里纳凉,这种奇特的经历意味着,胆小怕事只是对肢体暴力的回避,却助长了精神上的历险渴望,太平间里那个纳凉的少年最终成长为那个可以冷静、无情地目睹死亡的叙事者。

  当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就会珍惜自己选择过去的权利,于是记忆与经验成为作家灵感的源泉,余华说,他的一生都在跟着童年走,后来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补充童年。童年的经验与记忆在想像力的驱使下,像是潘多拉的瓶子,它们被非顺序地叠加、重复、无限衍生、夸张虚构。洪治纲认为,成就伟大艺术家的不仅仅是童年生活,还有那伟大的想像力,对余华来说,想像力的动力就是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引证余华的《虚伪的写作》一文认为,日常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若要保持自我的独立,只有逃离大众常识及日常生活,在惊慌失措中,向往事发出邀请。想像力就在对往事的缅怀中得到激发,语言放纵飞舞起来,经验和记忆纷至沓来,于是逝去的年华回来了。

  洪治纲的《余华评传》是敲开余华封闭而丰饶的精神世界的一扇门,让留心的读者有幸享受在那门开启后的光辉。

  关于贾平凹

  有两个苦熬过程,对形成贾平凹以后创作有决定作用。一个是二十年的生活苦熬,这养成了他奋发苦斗、自强不息的“存在”精神,在这个世界上他首先要争得的是自己的存在和被外界认可;另一个苦熬是西北大学创作准备期的苦磨苦修,这铸就了他以后打不烂扑不灭顽固不化的奋斗精神。他这样一个山地之子,在神圣的文学殿堂里,在粗声大气的城市人面前,心理上处于劣势,面对别人的优越感他忍不住就自卑自贱。他深知文学的艰难,走一步看一步,但却步步坚定,步法虽慢却也稳当。

  贾平凹较集中地接触了中国传统哲学和儒、释、道的典籍,尽管这些学说是那样的不同,他却从里面看到了“同”,这就是世界之大、之杂,都可以归于“一”,归于一种哲学的解释。这些解释所渗透的哲学尽管很诱人,但在今天却不能原封不动地接过来,于是,他开始了求自己的“一”的过程,企图建立自己观察、解释世界的独立的世界观——旷达的哲学观、人生观、美学观。

  ——李星 孙见喜

  关于铁凝

  将内心自由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将社会化的铁凝与个人化的铁凝重叠起来,说起来十分简单,但面对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就不能不承认这是很艰难的。铁凝努力这样去做。这样,她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着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这三重身份角色分别是: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她的三重身份角色的相互谐调、相得益彰,促成了她思想的成熟,也是她在文学道路上能够比较稳健地向前迈进的重要基础。在现有的文化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特别是前两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

  她并不是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把世界的本质理解为荒诞的、不可知的、反理性的,因而是绝望的;恰恰相反,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理解,也充满了希望。因此她的荒诞不是导致非理性,而是表达了很确定的理性认识。

  寻找并表现生命长河中的纯净瞬间是铁凝作品的灵魂。

  ——贺绍俊

  关于余华

  言行上的胆小怕事,往往会激起内心的丰富和敏感,因为他必须时刻寻求自己最大的人生保护,而在这种不断寻求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锻炼了他对世事的精细观察,对人物表情的准确判断。同时,胆小的人在内心中往往比一般人更加渴望强悍,也更加迫切地希望看到一种弱者胜利的荣耀。事实上,这种情形在余华的很多小说中都获得了某种不自觉的暗示。

  “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这种说法显然有点夸张,但也多多少少道出了这些大字报对余华写作的影响——至少,它们向余华展示了人类在选择语言表达上的一些“特殊智慧”,使敏感的他渐渐意识到了话语内在的诡秘之处。

  真正的先锋,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超前性。人家体验不到的,他体验到了;人家没有思考到的,他思考到了;人家不能表达的,他能够成功地表达了。

  ——洪治纲

  图:

  《金庸评传》,孔庆东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0.00元。

  《贾平凹评传》,李星、孙见喜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2.00元。

  《铁凝评传》,贺绍俊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3.00元。

  《余华评传》,洪治纲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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