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人因赌球而逃亡 博彩业全方位开放争论

　　新华网浙江频道12月27日电 赌球公开化，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在中国足坛无限制地蔓延,并在民间制造着灾难。

　　就在一片“打击地下赌球”声浪中，媒体不留情面地呵斥中国足球失败和所谓的“足球改革”口水之争，转移了公众视线，遮掩了赌球本身的重要角色，即“打赌”者双方。

　　逃亡之旅

　　夜幕下的深圳罗湖，一批来自浙江的老板走进了金色年代的包房，此时此刻，状态进入亢奋的他们跟着强烈的音乐节奏摇头晃脑，啤酒一瓶接着一瓶，开始了他们快乐的痛苦之旅。

　　翁老板，来自浙江的一位企业主，在和这些“风雨同舟”的江湖兄弟面前，他还是“大哥”级的人物。尽管大伙尽情潇洒为了让他忘记不愉快的事情，但翁老板的内心里苦闷怎么也掩饰不住。

　　“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我们这些办企业的人几乎都输的很惨，浙江不可能再干了，我们玩不过台湾人，他们没事，我们被盯上了。”在浙江做托运生意的翁先生,与前来深圳会面的一帮“江湖赌友”,密谋年关盘口转移问题。

　　之前，因为一次参与地下赌球的事发,这批来自浙江的赌客先后以5万元至70万元不等的押金获得取保候审，几乎没有人在意这笔数额巨大的押金能不能拿回来。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够花点钱逃脱罪责，这点押金也是值得的。

　　这次在深圳聚首的“难兄难弟”们庆幸自己“虎口脱险”的经历，讨论自然转到了“内部消息”这个话题。

　　“他们指控我坐庄，我连手机短信都不会发，别说电脑上网什么的。”因卷入浙江早前事发的一起赌球大案的另一位民营企业老板，破口大骂有人栽赃。

　　“当初他从美国来让我帮他物色老板赌球，全部资金由他解决，我只管帮忙，现在可好，自己被抓了，反而说我在坐庄，这个盘子进出资金算起来上亿，实际上没有拿出多少钱，害得我自己也输了好几百万元。社会上说我输了几千万元，逼的银行马上就给我颜色看了，一周内要我全部归还所有未到期的贷款。”另一位也被指控组织参赌的企业人士无奈地说，“事实上，我们一点不懂足球，对方有人告诉我们说，押那里那里，我们就押了，中超那场球我们一帮朋友一下子亏了600万元。”

　　据翁先生透露，一些与国际赌博公司有着深层次交往的海外华人回内地开设盘口，利用当地“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共同经营这些“项目”，其目标就是瞄准这边的民营企业，他们打着美国华人什么什么会长的旗号，以投资的名义盘踞浙江，替境外赌博公司的发展内地超级代理。

　　据知情人士透露，组成一个代理的资金一般由海外带进，合作方有很好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即可运作。实际上他们利用了民间信用这个天然的社会资源，从而构筑庞大的级别框架，以达到广泛的地盘垄断。曾有一位国内专家透露：内地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的资金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为此，一些学者叹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正视现实”。合法化的伪命题“生活本来就很少刺激，博彩就是仅存的几个之一。”这是英国人伟德引以为傲的一句话，他是著名博彩公司伟德国际公司的总裁。

　　在中国足球圈内，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口口声声对赌球“深恶痛绝”的俱乐部，一方面是喊着抓“内鬼”，但另一方面，大多数的抓“内鬼”行动最后却都不了了之。

　　在中国足球圈内外，一些利用民间信用赌博的企业圈人士和社会赌客，形成了一条资金输血纽带和利益交割的信用链条。他们沉溺其中，为此断送事业，造成庞大的社会成本，如严重的个人和家庭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如暴力胁迫、黑社会等如影随形，对生产、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触目惊心。

　　在呼唤司法介入地下赌球的同时，在寻找适用法律问题上，仍然是个难以对症下药的空白点。

　　在舆论担心赌博带来的民资决口外逃和社会问题时，境外赌博公司却兵临城下，一些专家首先提及的并不是如何惩治赌博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国内首位博彩管理专业博士王薛红早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自从1987年国务院允许民政部门发行福利彩票以来，中国的博彩业事实上已经合法化了。”

　　“进一步开放，就是把民间存在的社会游戏和一些地下存在的私彩转化为政府有控制的博彩游戏方式，这是政府需要研究和考虑的。”

　　“去年中国彩票销售仅增长3.9%，而世界是10%。去年中国(内地)的彩票销售收入是48.5亿美元，世界上是1540亿美元，可以说我们占的比重很小。我们人均购买彩票是31元人民币，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居世界首位的新加坡，人均是550美元。”

　　2004年12月中旬，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先曾在一个研讨会上建议说：中国的博彩业应该“从局部开放逐步走向全开放”。王增先也是上述6000亿元这个数字的发布者。在这次主题为“博彩产业与公益事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位研究员直言，由于内地并无政府许可的正规赛马和赌场项目，环视内地周边地区和国家，几乎被赌场包围。中国公民的出境游中有不少节目就是参观当地的赌场，这些问题的存在对我国经济产业和公益事业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另外，私赌、私彩在内地大有市场，甚至泛滥成灾。

　　而在同一研讨会上，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认为，在市场经济之下“必须正视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陆建华则提出相反的观点，“开放能否堵住外流赌资？正面影响能不能顶住负面影响？怎么控制赌的程度？我们没有手段也没研究，怎么开始？”

　　亦有专家指出，无论大家怎么讨论，“赌博合法化”弊大于利，赌博合法化将带来社会问题，不但危害社会稳定，也将给社会道德乃至社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而赌博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是实体生产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城市可以因赌博而畸形繁荣，一个国家因此富强是不可能的。总之，赌博是社会之癌，在中国断不可行。(记者王孔瑞)（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