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这一年——怎样让人人实现幸福梦想

　　中国这一年

　　如同1978年、1992年和1997年，2004年对于决定中国走向，是关键的一年

　　“前面那个人手上有枪!”

　　随着赞比亚记者埃里克·旺扎的惊叫，走在头排的人惊恐地往回跑。

　　当然，事情不是发生在北京或上海。这是12月3日，由12个国家的20多名新闻记者组成的一支队伍，在探访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贫民窟时遇上的一幕。

　　幸好，这不是在中国

　　里约这一处贫民窟位于城区中心，破破烂烂的房屋依山而建，密密麻麻像疹子一样。距其不远，便是富人美女如云、世界著名的科巴卡帕纳海滩。

　　记者们是来参加路透基金会组织的一个新闻研讨班的，访问贫民窟是程序之一。组织者反复告诫:“不得拍照，不得说话，不得盯着人看。”

　　然而,刚走几步,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情形。

　　据走在最前面的旺扎说，刚转过一个巷道，便看见一个黑人汉子站在屋檐下，他一见有陌生人进入其“领地”，便哗地拔出手枪，指向来人。

　　贫民窟是黑人聚居区,不少人为生计所迫而贩毒,曾经有4个警察被打死在这里。

　　引领记者的是当地非政府组织的一位济贫人士，她与此地黑人熟悉。经过她一番交涉，队伍才继续前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通过时，看到那个年轻黑人，上身赤裸，右手持枪叉在腰上，左腰挂有一个皮枪套。他鄙夷地注视着这一队奇怪的、肤色各异的访客。

　　贫民窟中，满是断茬的电线蛛网一样飞过头顶，垃圾随处都是，阴暗潮湿。黑人孩子无所事事地站立着。简陋的房屋木门紧闭，从窗户看进去，里面空间狭小，没有什么值钱物品。

　　其实,在里约,一出国际机场,高速路两旁便会涌现出许多这样的贫民窟。里约的不少穷人除了贩毒,便是卖淫,最便宜的3美元(约相当于25元人民币)便出售一次身体。

　　20多分钟后，队伍走出贫民窟，就在快进入人流熙攘的大街时，又看到了持突击步枪的人站在路边。这回是警察，都穿着鼓鼓的防弹衣。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连续的枪声。当地人说,是贫民窟中的人在对天射击。他们看到警察来了,便做出这样的挑衅反应。但市民们似乎见惯不惊,街头一如平常。

　　来自中国的记者不禁想到，抵达巴西后，便被告知外出最好集体行动，相机不能拿在手里以防被抢，晚上不要出门。

　　巴西和中国都是各自大陆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但巴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800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的两倍，城市中产阶级过着西方式的生活。但是，一想到走在大街上，随时可能有一把枪指向你，便不由感叹:幸好，这不是在中国。

　　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一年

　　然而，转型期的中国会不会出现巴西的情况?在里约，记者有时也会陷入如何向同行们解释中国现状的忐忑。

　　在异国他乡的南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与同行的某中央媒体记者俨然成了大款。进餐馆摆谱吃饭，大包小包地购物，像在国内一样花钱如流水。记者使用一架数码照相机，价值8000元，肯尼亚记者马坦加尼咋舌说，“是我半年的工资。”这时，用不着向他解释中国经济在2004年前3个季度增长了9.5%，为全球榜首。

　　但是，当要告诉他们，我们周刊一年来，在报道井喷灾难、矿难事故和“圈地运动”时，所面对的贫穷农民是一种什么情形，却发现用西方那种拼音语言已很难表述。

　　“最近，中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而且，在有些地方，不比你们国家程度轻!”记者只能这样说。

　　2004年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后的第一年。一般认为，中国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进入了社会矛盾更复杂和尖锐的时期。

　　新出版的《望》周刊说，群体性事件正影响着社会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多”现象早已进入决策者的视线。

　　全年，都可以看到不少媒体和专家在讨论如何避免经济拉美化。但问题却不仅仅是避免拉美化。许多专家认为，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包括金融危机、贫富差距和暴力犯罪，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代化过程中开放太快，过于强调了西方价值，全盘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

　　在避免重蹈拉美和西方覆辙的同时，也是在对自己重新定位和抉择。10多年后如何重新看待苏联解体?20多年后如何重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整个2004年，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执政能力内涵，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许多堪称“第一次”的结论和判断。

　　观察2004年，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试验一条新的道路，既不同于拉美，也迥异于西方;既在摆脱前苏联影响，也要在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作出超越。因此，如同1978年、1992年和1997年，2004年对于决定中国走向，是关键的一年。

　　怎样让人人实现幸福梦想

　　2004年，值得关注的是“幸福感”这个词。它被许多媒体提到。《瞭望东方周刊》也对上海等6城市作了幸福感调查，结论是，经济增长不一定给人民带来普遍幸福。

　　有关这一点的真切体会，也出现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乘法航波音777前往法国时。机上250名乘客里有1／3是中国人。但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中国人都被堵截在通往候机厅的舷梯口，而西方人则被统统放行。记者通过时，看到有两个法国警官在检查中国人的护照，手上已收缴了十几本。

　　相信不少中国人是怀着对终极幸福的憧憬前往西方的，但在此刻，记者却满怀屈辱。法国警官对着护照逐一叫唤中国人的名字。被叫到者均衣冠楚楚，走到寒冷的舷梯边低头站成一排，脸上的表情只是麻木。记者正试图拍照，相机即被法国警官收走。

　　记者不相信这些中国人都是偷渡客。这可能仅仅是西方对“中国威胁”的一种本能防范。不过，12小时前，就在浦东机场，记者也亲眼见到两名赴马尔他的年轻中国人被边防警察查出护照有问题。半年前，《瞭望东方周刊》曾就出境打工问题去福建调查，发现有一些人并不贫困，却把挣来的血汗钱用来购买假护照。偷渡到美国，每人要交给蛇头50万元人民币。

　　问题便是，为什么不能呆在故乡追求幸福的理想呢?难道，在国外打黑工，甚至客死异乡，反而成了最大的幸福?2004年，随着中国人海外死难的消息增多，不少媒体试图探讨这样的复杂问题。

　　与此同时，连踵不断的煤矿矿难成了2004年的一大焦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年初到岁末都在为此奔波，为此落泪。看到农民与私营矿主签订生死状，记者十分心痛。但农民却称他们很情愿。“死不可怕，没有工打才可怕!”年底某机构有一项调查，称农民比城里人感到更幸福，引起舆论大哗。是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必定是某些农民由于更严酷的生存压力，而更加能够承受痛苦吧?

　　但另外一个现实也不容忽视，那便是，拼命挣钱，挣更大的钱，成为了不少人的惟一目的。人成了挣钱机器，甚至连某些地方政府也是这样，数字和效率便是一切。

　　因此，2004年流行的新口号，反映了扭转这种趋势的努力，比如:从“物的增长”转向“以人为本”──2004年是践行人们所说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年。

　　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将这一新的发展观称为中国“第二代发展战略”。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所谓“第一代发展战略”是1978年后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主题是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第二代发展战略”则更加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倡导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的“共同富裕论”，实施五大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是突出了“以人为本”，从而解决了“发展是为了什么”和“怎样发展”的问题。

　　用新手段加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的显著变化，便是人们不再热衷于预测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还在年初，各省市就都纷纷淡化了国内生产总值目标。如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的广东省2004年把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目标定为9%，比上年减少4.6个百分点;浙江省湖州市宣布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考核区县干部。

　　这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以来，人们“第一次不再盲目迷信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然而，这却不是要经济滑坡。显然，除了要“以人为本”外，这里面还有一个迫切而现实的考虑:新一届政府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后劲──如果我们还要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20多年前提出的口号，反映了中国国家战略的根本性转变。此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世所罕见的大量投资拉动的，这使得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部门之间、增长与环境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等出现了一系列相当严重的失衡，并对未来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埋下了种种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跃勤认为，如果不转变增长路径，继续按照破坏性模式来“高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城市也会相继陷入类似东北老工业区在资源枯竭后便失去发展源泉的困境。中央政府正在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打下基础。

　　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

　　然而，2004年的困难课题并不仅仅是如何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或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建立。因此人们才要问:2004年通过法制、市场和行政手段实施的宏观调控，到底调控了什么?

　　从宏观角度来走全国一盘棋，应该说起于秦朝。但政治统一并不意味着市场统一。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大员，往往权力过大，有的人不但以邻为壑，甚至对中央也是阳奉阴违。宏观调控解决的是经济过热，然而，“这次的过热虽然表现为投资过度，但深层原因却是体制上、机制上的问题，即政府的有形之手频频越界伸向市场。”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

　　4月的江苏“铁本事件”是这次宏观调控中的典型案例，它揭示了此轮投资过热的“基本原理”:一些地方政府为拼政绩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不听中央号令，大搞开发区，帮助企业大干快上，政府还对银行施加影响，使企业获得信贷支持。

　　因此，此次宏观调控的深层含义实是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消除经济中的人治模式。在宏观调控的同时，中央又启动了投资体制改革，以大大削弱政府和个人干预经济的“权力”，促进标本兼治。但中国还必须解决如何让地方官员放弃干预经济的“动力”，这涉及更为深刻而艰难的官员政绩观的转变。

　　从此意义上讲，2004年的宏观调控为2005年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了铺垫，也将促使中国政治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

　　现代国家形态浮出水面

　　2004年的变化还有更多。

　　3月中旬，《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了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的上海提篮桥监狱。这座监狱围绕服刑人员能否增加肝功能检查等体检项目、能否在周末会见家人、能否让年长者将头发染黑等问题，举行了一场犯人“听证会”。监狱长说:“在中国数千年的刑狱史上，监狱的管理措施让服刑人员以听证的形式发表意见，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尽管海外仍有人不愿承认中国的人权进步，但人权关照却在事实上首次触及了长期被社会不齿的边缘人群，这的确很有标志性。2004年，连传统的强制戒毒也已在一些地区变成了借鉴美国模式的社区治疗，引入了更多人性化手段。

　　安徽省阜阳市检察机关就震惊全国的劣质奶粉事件刑拘了两位工商所副所长，成为了中国向公职人员侵犯人权宣战的一个信号。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用一年时间在全国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的案件。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载入宪法，被认为是一大惊喜。

　　“宪政”是2004年的另一大高频词。但修宪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三个代表”、“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等入宪。以此为契机，全国数百万名官员在高层领导带领下参与学习和贯彻宪法。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从2004年起，中国面临的是更为艰巨的树立宪法权威和培育宪法意识的任务。3月底，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经过10年左右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逐步走向法治化，这是极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几千年来，中国的一大核心症结便是人治。

　　将“权利制约权力”作为法治建设主线的一个结果是逐渐导致传统意义“官场”的转变。从2月到年底，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已有2390名政府官员受到告诫、警告和记过等处分，其中还有94人被待岗处理或辞退。他们被处分的理由并不是贪污腐败，而是因为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或者擅离岗位、办事拖拉。

　　2004年是一些官员“流年不利”的一年。四川省万源市市委书记因为强行向全市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乡镇摊派“文艺晚会”的门票购买任务而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深圳一位市委副书记因为女儿从商问题而通过媒体向公众致歉。马富才引咎辞职在全社会引起震动。官员问责出现制度化的趋势。

　　这一年，政府的行政权限开始受到界定，政府开启了自我削权的过程。同时，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聘任制等选人用人方式被广泛沿用，力图建立起能者上、庸者下的“赛马”机制。

　　更多的海内外媒体把目光投注于下半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发生的一幕。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江泽民说:“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这体现了中共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政治文明”成为了2004年里被引述得最多的词语之一。

　　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始于19世纪。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到大炼钢铁、“赶英超美”乃至“文革”，探索过种种“路径”。

　　如今，中国正加速引进一系列科学而先进的制度，规范政府和社会的运行。它不仅要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还要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法则。

　　开放达到了空前程度

　　2004年出国的中国人，会感觉到与10年前出国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从北京起飞的外国航空公司的班机上，增加了华语广播和华语电影，也雇用了华人空姐。而在国外大机场的免税商店里，伫立着简体汉字的指示牌。而在以前，除英文外一般就是日语。

　　中国2000年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如今，中国常驻海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超过60万人，境外中资机构超过8000家，分布在全世界168个国家。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在2004年已达60多个──20多年前不少还是“敌国”。前10个月，中国公民出境人数为2384万人次，同比增长49.8%。

　　一年来，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中国公民海外遇险伤亡的消息见诸报端。国家领导人对此表示慰问的频率堪称中国历史之最。外交部在2004年设立涉外安全司，可能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视为一个标志，印证中国参与全球化达到一个量变点。郑和下西洋600年来，中国人第一次如此广延地散布到世界各地。

　　继2003年中国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后，2004年，中国迎来加入世贸组织3周年。敏感的电影和出版市场向外商开放。加入世贸曾被认为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大动力。最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在评论中国2004年向沃尔玛亮绿灯时说，“沃尔玛用它的现代营销网络改变着中国建立在人际关系上的商业文化。”一位加入沃尔玛连锁网的中国商人说，“刚开始觉得它的方法太复杂太混乱，但很快发现它更好。”2004年，中国还开始对在华外籍人士实行“绿卡”制度，而与西方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方式也更加从容起来。

　　到了这一年年底，中央政治局已举行了17次集体学习，其中7次的题目中都直接出现了“世界”二字，如2004年的第一次学习即是“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北京主办了亚洲政党大会，超越意识形态借鉴全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被认为是“非常好的创意”。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中国政府还首次派出了实地观察团。

　　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开放环境对民众心态和行为的潜移默化影响，这是任何一群知识分子在象牙塔内的宣讲都不能相比的。

　　“关键在党”

　　不久前过完5岁生日的上海书城更像一个庞大的思想迷宫，这里汇集有20万种正式出版物:从中共党史到克林顿自传，从史蒂芬·金恐怖小说到空手道训练方法，从《易经》到《商道》,让人眼花缭乱。许多书籍还能从中国的60万个中文网站上下载，这个数字比2002年增长了60%。

　　年底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我，机器人》告诉中国观众,每一条单独的正常程序,集合在了一起便会产生“自由意志”。然而,民间意见的偏执之争以及网络传言的无限放大，产生了传播学意义上的噪音干扰，有时甚至使正常的司法程序无法施行。

　　如何使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相统一?如何在改革与发展中做到稳定压倒一切?这是2004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着重强调的主题之一，引起了海内外强烈关注。

　　2004年最值得瞩目的还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对其执政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十六届四中全会显示，领导改革开放的核心仍然是中国共产党，而政党要通过对自己的改革来确保不可撼动的领导地位。

　　党内专家因此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被认为是2004年中国政治文明的最大进展。在这个意义上，2004年，亦被称为“决定未来中国的一年”。四中全会使党和国家的力量更加明晰地集中在一个一致的政治目标上。

　　一位印度记者曾对《瞭望东方周刊》感叹:“中国比印度发展快,在于你们能够把一个主张迅速贯彻下去,而不像印度那样,各个派别天天无休止争吵,作不出决断。”

　　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租住的上海某公寓门口，最近出现这样的告示:请居住在楼里的“流动党员”到社区支委会报名参加组织生活。“支部建在楼上”，这是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党的领导力量的新举动。

　　年底开始的省部级人事调整成为重要的政治新闻，使人们对2005年及今后更长时间里的中国形势变化，继续保持浓厚兴趣。(文／东仁)（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