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济南时报》）
原湖南省常德市政协主席彭晋镛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近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纵观彭晋镛23年的从政历程，先后经历了8次职位变动，组织部门按程序分别对他进行了考察，每次考察他都轻松过关，而且评价比较高。然而，彭的多份升迁考察材料内容雷同甚至前后抄袭。其实，在最后两次考察时，彭大肆敛财的行为在社会上已经露出苗头：他借给孙子过生日、母亲去世，变相收受贿赂、礼钱达20多万元，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而两份材料的评述却分别为：“律己较严，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和“模范带头，律己较严”。
如果用人就以这样的考察材料作依据，那么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不出现问题才是怪事。但诸多事实表明，考察材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其公信力已受到很大侵蚀。考察材料的被异化，无非是因为考察中的潜规则。
首先，对于被考察者，很少有人愿意得罪。其次，考察圈子的划定存在问题。由彭晋镛我想到了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王怀忠落马后，据该省一位曾参与考察王怀忠升迁的干部反映，他在考察前就耳闻了诸多对王的不良评价，但当考察组前去征求意见时，听到的全是对王怀忠的赞誉。考察者为何对这样的异常没有产生怀疑？考察者到底应该向哪些人去了解民意？怎样才能保证考察的客观全面？这都是需要作出回答的。
显然，这其中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考察者不愿意说真话，另一个问题则是被考察者周围的人不愿意说真话。前者是一种失职，是对被考察者的放纵；后者是一种无奈，并在事实上也让卑鄙者获得了向上爬的通行证。而两者的共性在于，这是人们的宪法权利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结果，人们的权利仍被遮蔽在权力的阴影中。如果能让民意在用人中占据更重的分量，干部任用由“少数人选人和从少数人里选”变成“多数人选人和从多数人里选”，那么，这就意味着考察材料将由老百姓来“填写”，这样的考察材料才必然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28日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