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资本VS传统权力 中超迈进资本“夺权”元年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争权夺利”的背后，是新兴的资本与传统的权力之间，谁是足球主人的一场较量

　　在中国足协变相“牺牲”郎效农，安抚投资人后，“革命派”的核心人物徐明和罗宁才出席了12月14日～16日召开的香河会议。

　　在彼此都获得了起码的尊重之后，“革命派”首次公开承认，联赛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和足协。足协也同意“管办分离”，考虑适度下放联赛经营开发权。这是足协和投资人双方近3个月来第一次表现出了少有的克制和合作态度，甚至在会上联合起来，对拿走联赛最大的一块蛋糕——联赛电视转播权的体育总局发难。

　　从此，投资人很可能能够体面地走上中国足球的舞台，这次他们将在出钱的同时，享有更多的管理经营权——虽然这远不是他们想要的全部东西，但斗争就是妥协的艺术。

　　资本陷入权力黑洞

　　足球职业化11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嫁接足球的历史，而资本求欢足球，曾经浪漫也曾经甜蜜过。蜂拥而来的资本一度在从来贫瘠的中国足球土壤上营造了看起来不那么真实的奢华。职业化改革释放了中国足球压抑数十年的能量，令足球热迅速燎原中国大地。甲A俨然已经成为城市的“名片”，政府向投资足球的企业实行某种政策倾斜，一些企业借此做大做强，职业足球从此进入了商品阶段。

　　这样的盛况，与当前各方争相闹退出的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现在的中国职业足球似已走进黑洞，俱乐部投资人看不到希望，只看到大把大把地烧钱。据统计，今年的中超联赛首轮场均观众为4000人，单场最低人数只有200人。相对于一个俱乐部每年数千万乃至上亿的投入，这几乎可忽略不计。北京现代队的全年套票只有区区50元，比一场大片的电影票还便宜。

　　让投资者愤愤不平的是，不仅是所有权和管理权，连经营权的大头(如能给俱乐部带来最大收益的电视转播权)都被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把持着。

　　在他们看来，足协独揽大权，依靠权力对市场利益的垄断，造成了现在俱乐部“高投入、高风险、低收益”，足协“低投入、低风险、高收益”的局面。投资人认为，“谁出资，谁受益”，必须从足协手里夺回与资本所有权对应的联赛管理、经营和利益分配的权力。

　　但这回，他们不希望像“前辈们”那样只是以“退出”草草了事。这些昨天还在组织打默契球的投资人，今天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开始集体闹革命了。

　　人们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现代队罢赛，平素与国安俱乐部并无交情的徐明却冲到了反足协联盟的最前头，并提出了极为激进的踢开足协闹革命的纲领性方案。与徐站在一起的，是数家俱乐部的老板们，他们恃以挑战足协的，是加起来逾百亿的资产。

　　按徐明的话说：“这是一场资本革命。”它区别于中国足球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革，是资本挑战权力的一次直接对话。

　　一次并不均衡的较量

　　显然，数十年来一直拥有中国足球最高权力的中国足协，并不会轻易屈从于资本“逼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明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口气开始变软了：“中国足球的改革，必须是在中国足协的领导下，进行至上而下的改革。”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足协将把设立管理中超日常工作的重要部门——“中超委员办公室”列入日程，尽管从现阶段的情况看，投资人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联赛管理、经营权，但投资人要求派自己人掌控中超办的难度依然很大。

　　妥协是必然的结果。至少在现在，所谓资本革权力之命，更多是局外人一种美好的愿望。资本的势力可能被过分夸大了。在权力面前，他们的力量还相当有限——最后，一些人可能仍然选择逃遁，继“革命派”中的上海国际俱乐部投资方宣布明年退出联赛后，青岛颐中也选择了离开，辽宁和深圳也都在寻找买家。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