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唐蕃战争
于赓哲在《疾病与唐蕃战争》（刊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在唐朝与吐蕃的战争中，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高原反映是唐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非川战役和青海战役中败北的主要原因，也是唐军始终无法对吐蕃腹地形成威胁的重要因素。吐蕃人虽然天生适应高海拔气候，但又受制于高原人特殊的畏热体质，在对唐朝展开进攻时往往刻意选择凉爽季节，这就限制了其作战周期和战略主动性。缘此，因地理因素而引起的军中疾病始终是影响唐蕃战争格局的重要因素。
蒙元政策与元末明初新生民族的形成
李安辉在《试析蒙元政策对元末明初新生民族形成的促进作用》（刊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和土族等是元末明初形成的新生民族，蒙元时期推行的某些政策对这些民族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蒙元推行的“恩威相济”的统治策略有利于元代新生民族的形成，屯田等重农政策和驿站制度的建立加速了民族共同地域与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而推崇儒学和程朱理学的文教政策及兼收并蓄的宗教政策又使新生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养成成为可能。
七大前后毛泽东美国观的变化
王树林在《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美国观的变化》（刊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的美国观经历了赞扬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到深信美国“实在是一个敌对性的帝国主义”的戏剧性变化。美苏关系是毛泽东的美国观推演的国际背景，而美国对华政策则是毛泽东观感、认知和评价美国的基本尺度。毛泽东的美国观的这一变化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又兼具革命现实主义特征，显现了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结与现代化追求之间的内在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