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侦探”，我们该不该接受？

　　近日浏览本埠报纸，不经意间发现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原来有这么多的私人侦探所！你看那一声声招徕多么响亮：九头鸟调查取证、蜘蛛网债务处理、中统调查、中国捕猎者、广州猎点调查、神鹰邦特调查…

　　他们从事些什么业务呢？摘一家“商业调查”的内容可知一斑：婚姻忠诚度及财产调查取证，亲人、儿女、职员行踪调查，手机定位、固话、小灵通及车辆资料查询，商业竞争对手客户资料查询，寻找债务人下落及清理债务，查假、打假、追寻假货源头……好家伙，除了杀人放火的大案要案不办、官员贪赃枉法的公事不管，举凡公民日常生活与社会日常运转中的方方面面他们都可以插上一手。

　　这种私人侦探所真像有的广告所说的经过政府注册吗？如果开展这些业务是合法的，那么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太可怕了。我们还有什么个人隐私、商业机密可言，还有什么值得信赖，还有什么安全感？说不定配偶父母兄弟正雇人在跟踪我们，说不定我们公司的客户资料已被竞争对手全部窃取了，说不定我们哪天走在路上莫名其妙地就被人家误作冤家对头修理了！

　　今年4月，陕西电视台在推出10集电视纪录片《女子侦探所》之前，邀请我做嘉宾参与制作，另外三位受邀做评点的分别是法律专家、女教授和刚卸任的教育官员。我们四人不谋而合的意见是，对私人侦探业的合法化要慎之又慎。担心的理由大致有：私人侦探所以营利为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它们比国家执法机关更难约束，很可能以非法对非法，以犯罪对犯罪，加深我们社会的“黑化”。怎样保证它们不侵犯公民的私生活领域？怎样评估私人侦探业务是合法的，又怎样保护从业者的安全？

　　追踪拍摄《女子侦探所》两年多的节目制片人告诉我们，这家女子侦探所已经关闭，政府有关部门不打算认可私人侦探业，以商业调查等名义建立的私人侦探所正面临清理整顿。当时我们感到松了一口气，哪知实际上私人侦探业务已悄然遍地开花，蓬勃发展起来了。

　　当然，我知道这些私人侦探所是“应运而生”，是有市场需求才有了经营业务。但市场需求并不是产生合法市场主体的至上的充足的理由。卖淫、赌博都有强大的市场需求，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它们非罪化？那些一度让卖淫、赌博合法化的国家与地区，不是还在三反四复地折腾吗？

　　从上述私人侦探所从事业务来看，调查谈婚论嫁的对象、跟踪亲友等业务属社会变态，任其扩展将进一步毒化社会心理；代为调查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是违法侵权，而代为讨债、打假则是代行政府职能。

　　一般地说，“市场失灵”应由政府来补救，比如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的教育投入、建立扶困济危的公益性救助机构；而“政府(广义的)失灵”应当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合乎人性的不乏自我激励源泉的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政府失灵”与“政府失职”是两回事。执法性的讨债、打假，本是掌握国家强制力的“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不能因为“政府”当前在这方面的作为效率低，就将这种职能转交市场而由营利性的私人(组织)去操作。

　　我们的先人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诫我们：干得喉咙冒烟也不能饮鸩来止渴。我们要考虑的应是，如何才能使“政府”负起它应负的责任，以卓有成效地维护社会公正和市场秩序。

　　前些时候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对两个维权活动者的专访。一个遵循合法途径，力求在解决个案的同时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正因其艰难，所以才难能可贵令人敬佩。另一个则帮人策划“维权”方案，诸如在走廊里假装无意撞倒上司再扶起他赔不是，天天贴身跟踪上司的子女上学直到如愿以偿，联络职工在某日某时同时上领导家“祝贺节日”等等，无不带有人身威胁的暗示，与流氓黑帮的手段相近，是黑白之间的灰色行动。这种灰色的行径，天知道什么时候就越界违法了。

　　如果我们不想中国的社会变得“灰溜溜”的，并指望有一天出现日朗风清的新气象，我们就不能病急乱投医，而应拿出定力，慎重选择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包括法治、民主、保障人权等内容)的路径。

　　【稿源：《南方都市报》 文/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