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稳健财政政策：松紧适度 着力协调 放眼长远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表明我国从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渐淡出。

　　从“积极”到“稳健”，这次政策转向意味着财政政策将从单纯注重经济指标转为兼顾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从而为其注入更多的人性关怀色彩。就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来说，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从“积极”转向“保守”，而是预示着一系列重大改革与发展举措的陆续登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健是更深层次的积极。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表明其拉动经济增长的任务已经完成，稳健财政政策的提出表明优化宏观结构的任务已经来临，选择这一时机是积极的。

　　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每年拉动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到2个百分点，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功不可没。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矛盾突出，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适时转向。

　　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财政政策。目前，仅长期建设国债累积额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

　　此外，我国经济已基本走出通货紧缩，进入新一轮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目前投资规模很大，社会资金较多，也有条件调整财政政策的取向。而且，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明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的，是又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

　　稳健财政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来说，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十六个字。

　　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近期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大体保持在3000亿元左右。随着GDP的不断扩大，财政赤字比重会不断下降，预计明年将降至2%左右。

　　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资金安排上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不仅要保，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努力促进“五个统筹”和全面协调发展。

　　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的基础上，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工夫。实行稳健财政政策是清醒的审时度势与科学的经济调控，就进一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这一态度是积极的。

　　着眼于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起到了拉动经济、活跃经济、繁荣经济的初衷。但是，一定范围内资金的相对宽裕，也使得重复性的建设、低效益的项目、粗放式的发展等现象与苗头出现，不仅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出现偏差，使得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加了很多，金融的风险也在滋生暗长。

　　尽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注意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健康问题，但在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环境中，各个主体很难愿意去解决和真正去解决，所以才有今年的宏观调控之紧迫和宏观调控之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这一“稳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过去一些不科学发展模式的釜底抽薪，是一个积极的举措。稳健是稳住步伐、稳住节奏，是为了有更持续、更健康的发展动力。所以，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要坚决退出来、压下来；对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这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

　　实行稳健财政政策是在经济发展中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思路是积极的。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近7年来，我国每年都增发1000亿元到1500亿元的国债，累计达9100亿元。在这一措施中，政府不仅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甚至是直接的经济参与者。但政府过量资金的供应，不仅会扭曲资金市场的信息，也抑制了其他渠道、其他主体资金的进入。

　　在目前社会资金比较多、社会投资欲望也比较强烈的情况下，调整财政政策的取向，减少政府主导性和有政府色彩的资金，社会资金将会大量涌现，并会根据市场导向实现有效配置，改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的问题，有效地提高资本流向的结构。

　　所以，这一“稳健”可以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就降低行政干预经济色彩，发挥市场作用方面来说，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更重要的是，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可以腾出一部分财力，用于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为我们明年成为“改革年”创造条件，这一意图是积极的。

　　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越来越看到影响和制约改革发展的因素是体制，是机制。我们必须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而体制与机制的改革是需要大笔资金投入的。

　　比如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投入，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也需要投入。不仅如此，当下，有效和公正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家的重视，这是我们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需要做的工作更多，需要花的钱也更多。比如建立覆盖更大范围的社会保障体制要有大量的投入，在这方面我们的缺口很大，历史欠账太多。再比如，对于农业的补贴，表面上是简单的经济行为，其实是对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修正。

　　在这些方面“积极”一些，要比在单纯的经济项目上“积极”更有意义与价值。因为体制和机制完善了，国家的发展步伐会更快，发展效益会更好。(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辛鸣)（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