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靶子：为何把撞死的是农民当作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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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交法实施第9天，公众还未及对新交法有明确的认识时，北京市民刘寰“以身试法”。在行人违章在先的情况下，刘寰驾驶“奥拓”轿车将行人撞倒并导致其死亡。这起被称之为“新交法实施后的第一案”可以说是引发公众对新交法关注的“导火索”。

　　法庭最终的宣判为刘寰赔偿死者家属15万余元。刘寰听到法官在宣判书中没采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认定理由，而是依据新闻发布会上对他的附加认定后，觉得非常意外。

　　“既然法院也裁决我负同等责任，但却要我按照60%的比例赔偿，这对我根本不公平。很不幸，我成为了新交法实施后的这样一个榜样。但我觉得唯一幸运的是，死者是农村户口，如果是城市户口，按照新交法的赔偿规定，我要支付更多的赔偿，那将是天文数字。”

　　当法官问他是否要上诉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上诉。”

　　推荐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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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事故中，肇事人在事后对于是“幸运”地撞了农村人，还是“不幸”地撞了城市人做的感叹，让人心寒，但毕竟农村人的死亡不是肇事者因为对方的农村身份而故意放任发生的。但是，相比之下，那些开办煤矿，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主，对于“幸运”地让农村人去死，还是“不幸”地让城市人去死，则有了更加自主选择的可能和机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琨在最近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全国煤矿企业从业人员基本上为农民工，煤矿每年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他们的死亡赔偿金一般在1万元到5万元之间。廉价的死亡者清一色的农民身份，必然是矿主根据国家对不同身份死难者享有不同赔偿标准的赔偿制度进行精密算计之后自主选择的结果。

　　开煤矿，办烟花场，都是风险行为。这种风险的直接后果就是出事故，死人。从事风险活动的主体，不管是法人还是自然人，都有规避风险损失，追求利益的动机。一般来说，风险的大小有两个衡量指标，一是发生危险的概率大小，另一是如果发生危险，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因此，死人后的赔偿额大小无疑是衡量损失的最重要的尺度。对于开办煤矿之类的风险投资者来说，死人后的赔偿额是自己不能控制的，这个标准由国家规定。但是，老板可以有效地积极主动地利用这种规定为自己服务。赔偿高，损失大，他会通过加强注意义务，提高安全防范措施来降低风险；赔偿低，损失小，则必定会出现注意义务降低，安全投入减少的状况。这必然会导致风险概率的增大，概率的加大，就是死亡人数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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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实话也揭示了另外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高风险职业事故频发，但总有源源不断的后继者。国家为了遏制矿难等事故的发生可谓不遗余力，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了，可是事故却不断发生，一方面在于这些行业的暴利，另一方面在于赔偿伤残人员的赔偿金不过是小菜一碟。正是因为贫困，很多人才不得不从事挖煤等高风险职业，而恰恰是因为穷人的命不值钱，所以那些老板们才不害怕出事故。

　　穷人是弱势群体，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弱势？有经济的因素，也有其他原因。其中法律上的这些明显不合理的规定，无疑在推波助澜。如果连死亡赔偿这样的问题都不能实现平等，很难想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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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一片土地上，人的“价值”是如此悬殊——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一样；同是城市，大城市与小城市也相差巨大。其实这些“不一样”已经在矿难、空难以及各种交通事故的赔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似乎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在户籍制度后面的人的“价值”（或直观点说“价格”）的不同，是赤裸裸的不平等。

　　平等地保护每个公民免遭伤害，是国家的义务和职责。如果政策容易造成对某种身份的歧视，使其难以得到国家平等保护，则不仅仅是失职的问题，这是公共服务的理念出了问题。在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在不同的城市之间，由于户口的不同而造成的人的“命价”的不同，使某些公民“合法地”处于更加易于被伤害的状况之中。当此之时，肇事者说：“幸运的是我撞死的是农村户口的人”，这是个人的幸运，却是社会的不幸与耻辱。

　　编辑点题：

　　不久前的《蓝皮书》向我们揭示：农民比城里人幸福感更强！然而，一句“幸运的是，死者是农村户口”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农民的这种“幸福”之痛。受害者应该得到多少赔偿为何要与户籍挂钩？为什么越是危险的工作越是农民工去承担？难道农村人的命就不值钱？当城市人口占很高比例的网民在为农民的“幸福”慷慨陈词，打抱不平的同时，我们应当如何避免由政策和法律造成的身份歧视与不公？欢迎广大网友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请将感言写入留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