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扶贫托儿”的告白

　　在贫困山区陕北佳县，有一个叫陈生春的普通农民，因为能搞到各类扶贫款而出名，人称“扶贫托儿”。当地老百姓给陈生春提炼出要到钱的“真经”：扶贫资金是锅粥，会哭才能吃到粥。陈生春就是个会“哭”的“孩子”。可陈生春“哭”来的钱是怎么用的呢？

　　扶贫“专业户”

　　11月25日，今冬第一次大面积降温使西安的气温骤然降至零度以下。49岁的陈生春又一次来到离他家乡800多公里的省城，像每次一样，他来回奔波只为一个目的———争取国家各类扶贫资金。

　　陈生春是陕西省佳县峪口乡陈家沟村农民，平日里他和村里别人一样种着几亩谷子，看管自己的300多棵枣树。但在村民眼里，陈生春又不一般，由于能从不同渠道要到国家扶贫款，他在当地颇有名气，被称为扶贫“专业户”。

　　陈生春当过兵，复员回家后，经常与以前的战友保持联系，而这些人就成了他与各个扶贫资金发放部门建立关系的关键。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他想了不少办法。他说，要钱首先得打报告，然后是层层审批，而要过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请客送礼。每次到市里或省里要扶贫款，不但要带上陕北土特产，还要送烟酒等礼品，一次最少也得四五百元。

　　正是用这种拉关系、跑门路的办法，陈生春以陈家沟村的名义，从1999年至今的5年间，先后为村里要到了6笔涉及饮水、教育、道路建设等方面的30多万元扶贫款，陈生春要钱有“本事”在当地出了名，一些邻村的人也找上门来请他帮忙。如果加上为别的村要来的资金，大约有100万元。

　　扶贫款没变成“甘露”

　　陈生春要来的扶贫资金在陈家沟村并没有得到有效使用。记者看到，一条积着厚厚一层黄土的蜿蜒山路，是陈家沟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由于没有通车，村民们去镇上办事买东西都要靠步行，早上出门傍晚才能赶回。

　　同时，吃水问题也使陈家沟村人生活难上加难。村口一眼泉水是全村220多口人惟一的饮用水源。其实离村子不远的山沟里有一条小河，只要建一个抽水站就可以把水引上山来。1999年，陕西省安排了“甘露工程”资金6000万元。记者看到，在《陕西省“甘露工程”1999年度项目计划表》里，列出了提供给陈家沟村用于水源及管网建设的项目资金为3万元，这笔钱正是陈生春通过个人渠道要到的。

　　陈家沟村支书陈生会带记者去看了存放在窑洞中的锈迹斑斑的抽水机、变压器等设备。他说这些东西买回3年了，都是村民们垫资购置的，大伙儿就等着钱到了位好开工。

　　陈生春曾多次催要这笔已经下拨的款子。他告诉记者，省里的计划表制订几个月后，这笔款项到了榆林市，不知为何却少了1万元。记者找到当年的《榆林地区“甘露工程”1999年度项目计划表》，上面的确注明佳县陈家沟村的管网建设项目获得省扶贫资金2万元。村支书陈生会说，这2万元现在有1万元在县水保局，另1万元在乡里，钱还没有到位，可添置的这些设备已经快报废了。

　　在陈家沟村，像“甘露工程”这样“无疾而终”的项目不光一个。记者找到了一份《1999年陕西省榆林地区教育经费分配表》，这份表格上写着“陈家沟村小学将得到5万元用于建设1所教学楼”。然而记者在村里并没有找到所建的教学楼。峪口乡学区总会计师李继平说，这5万元是陈生春一级一级申请要来的，这笔钱一拨到县里，陈生春就打报告说学校要开工建设了，于是县里将其中的3万元拨给了峪口乡。就在这时，乡里决定在距陈家沟3公里远的岳家坡村建起一座希望学校。但陈生春却在2000年12月和2001年4月，分两次将县里已拨给峪口乡的3万元取走。

　　“钱是我要来的，当然应该由我支配”。当记者追问这笔项目款的去向时，陈生春说他把钱花在了后来修建希望学校的申请上，是用“小钱”换回了“大钱”。陈生春取走3万元后，县里将另外2万元拨到乡政府的账上。陈生春坚持认为，这笔也应该由他支配的扶贫款被乡干部挪用了。

　　随后记者又调查了拨付给陈家沟村的其他几笔扶贫资金，这些钱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被截流、挪用等现象。1995年陕西省下拨的农电工程款3万元，市、县两级截流后到账2.4万元；1998年用于修建乌镇至峪口乡公路陈家沟村段10公里路面的建设款10万元，被县交通局扣1万元作管理费；2003年陕西省财政厅下拨给陈家沟村淤地坝加固维修款5万元，至今未到账。陈生春说，申请款项过程中的“材料费”都是他出的，可榆林市和佳县有关部门却收取了6%～10%不等的管理费，说是用来打印材料。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国家扶贫资金一笔笔地往下拨，但陈家沟村的贫困面貌却没有改变。6笔30多万元的资金给陈家沟村带来的变化只是农电工程建设指挥部竖起的一块石碑和村口那段几百米长的斜坡。

　　“扶贫托儿”的寄生土壤

　　陈生春用“小钱”换“大钱”的办法争取到了一笔笔资金，但这些钱的支出却无人监督。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凡是由陈生春要到的扶贫款，其项目均由他本人组织实施。陈生春认为自己跑了不少路，花了不少钱，要来的扶贫款就应当由自己支配。村民陈生勤说，陈生春实施的每个项目既不通过村里也不建账，所以他到底要了多少钱村里没人知道。

　　不少村民认为，陈生春之所以在这几年来积极向政府要钱要项目，是希望从中得到好处。实际上，大家也承认，没有陈生春，陈家沟也争取不来扶贫资金。但村民们并不赞成将国家的扶贫资金交给个人支配，认为这样可能会被装进个人腰包。村民陈生平说，像盖学校、修水利这些事情还是交给政府比较放心。

　　随后，记者采访了佳县扶贫办、经济计划局等部门。县扶贫办主任贺金喜告诉记者，佳县2004年的国家扶贫资金及贷款为1500万元。自2000年起，国家要求对这些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及财政报账制度，每一个项目都要先召开群众大会投票确定项目内容，报县里批准后由技术部门勘察设计，再一级一级上报审批并组织实施。但陈生春以他的成功事例表明：有关部门对扶贫工程管理不严格，想做也行不做也行，钱都会拨下来。

　　佳县经济计划局副局长刘学林说，由于贫困村多扶贫资金少，不少村子都要跑门路、拉关系才能争取到扶贫款，个人的能量仍然在扶贫款的下拨中起到不小的作用。

　　看来，“扶贫托儿”有其寄生的土壤。这一现象提醒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扶贫制度，并采取更科学、更有效的办法安排使用好贫困地区期盼的扶贫款。（记者白林杨一苗 陈昌琦）（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