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2004 民办教育面对“生死劫”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本刊记者／朱雨晨刘溜

　　2004年民办教育遭遇重新洗牌，到底是来自市场的严酷，还是来自政策的寒流？2004年4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出台，作为2003年9月1日开始实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补充和实施细则。

　　6月28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取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通知》。“文凭考试”是1993年开始的、国家对尚不具备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扶持形式，已经成为国内大部分民办高校的生存支柱。

　　8月，浙江32位民办大学的校长联名质疑“取消”之举，认为是突然袭击。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人民网上回答问题时，说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9月15日，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南洋教育集团董事长任靖玺彻底退出“南洋”。

　　10月，任靖玺撰写的小册子《教育炼狱十年》完稿，以私人赠送的方式在教育界流传。文中，任靖玺对民办教育的形势判断为“一片黑暗”和“一条死路”。

　　“南洋”生死困境

　　在任靖玺2003年底变卖“南洋”股权之前，中国的第一民办教育品牌“南洋”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生存压力。“成都南洋”和“沭阳南洋”在任靖玺离职之前已被出售。

　　相对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的资金来源非常单一，就是学生的学费或储备金。因此，当“名校办民校”和“独立学院”的政策放开，公办学校以“民办”的方式放开招生容量，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一下子狭窄起来。

　　对于任靖玺而言，公立学校大张旗鼓兴办民办学校，究竟是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任靖玺的困境和激愤，在当前的民办教育投资者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同。

　　“老任文章里的一切问题我都感同身受。他面对的几乎所有问题我都正在面对。”广州信孚教育集团总裁信力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广州现代教育研究中心的张铁林研究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南洋’是我们中国民办教育的一个缩影。任靖玺离开‘南洋’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不过就政策影响而言，他没有夸大。”

　　中国民办教育的“寒冬”

　　任靖玺在《教育炼狱十年》中写道：“我粗略算了一下，2000～2003年，中国民办学校倒闭一半以上，还活着的也只剩不下几口气了。”

　　到目前为止，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能够证明这一点，《中国新闻周刊》只能向各地的民办教育投资者了解大致的状况。

　　西安外事学院的院长黄藤给出的数字如下：1993年陕西省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有322所，1998年是160所，2000年是86所，2002年是66所，2004年是55所，估计明年可能在40所左右。“陕西的民办教育从1994年至2004年的十年间，不是一个成长趋势，而是一个萎缩的趋势。”

　　大同南洋学校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前，大同共有千人规模的民办学校5所。现在只剩我们南洋一家了。”

　　四川第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卿光亚也说：“五年前成都地区的民办学校，除了光亚以外，现在已经倒的倒卖的卖，牌子换过一遍了。”

　　民办河南黄河科技大学的校长胡大白兼任河南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她以“可怕”二字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目前郑州的状况：“原有二三十所民办中小学校，都挺好的，有不少有名的学校。现在有三分之二倒掉了，剩下的招生也大为萎缩，只有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因后盾强情况还好。直接的原因就是名校办民校，有一个公办名校一下子就办了43个班，完全不限制规模。”

　　北京汇才学校校长侯昕则回忆说：“倒掉一半是比较保守的估计。90年代末时北京有上百所民办学校，到现在真正存活的没几所，存活的也是在痛苦挣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曾向山东、浙江、福建、广州、云南等地的民办教育协会和教育局的主管人员了解当地情况，基本类似。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全国性问题。

　　与老牌民办学校的苦苦挣扎不同，新型的公办民校正在大张旗鼓地扩张市场空间。

　　山西省太原市民办教育协会的王会长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字是：太原市的民办学校共有48所，其中，“公参民”学校有27所。这里有的是太原市名校举办的，有的就是普通学校举办的，今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施行后，太原市这类的学校迅速增加，今年审批设立了10所。

　　青岛南洋学校的校长许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公立学校的容量往往是3000人，现在都在使劲装，能装5000人甚至更多。他们的录取分数线都已经达到了甚至低于民办学校，收费也在和民办学校靠近。对民办学校的挤兑实在太严酷了。”

　　“本来我们的生存空间就是公立学校分数线以下的学生，这样一来，我们民办学校真的是死路一条。”一位民办学校的校长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一位校长的观点更加尖锐：“公立学校为什么不去乡村等贫困地区加大办学投入？不去考虑填平城乡的教育机会差距？而跑到民办学校的领域来与‘民’争利呢？”

　　“促进”与“促退”

　　也有一部分学者和教育投资者对此次寒流的认识超脱和乐观一些。

　　卿光亚说：“名校办民校总比国家单纯投入要好吧。这样至少打开了民间资本投入的闸门，从总量上来看还是好事。但是第一批绿林好汉还是有些失落的。”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吴华认为，民办教育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能说是由民办学校把持的。“从整体上说，民办教育阵营的在扩大。由此产生的民办学校质量相对较高，会带来一些优质资源，会带来老百姓认可民办教育质量和品牌。”

　　从一些统计数据来看，民办学校由于公办学校的参与，而扩大了整体的民办学校市场。2004年北京市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为2068所，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138所，但校均规模扩大，达到了883人，比2000年翻了一番。整个民办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22.1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6.8万人。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规模3.6万人，比2000年增加1.7万人。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各地民办教育界人士都得到了相近似的结论“民办学校的数量在减少，学校规模和学生人数都在扩大。”

　　一方面整体规模扩大，另一方面老牌民办学校减少，其间差异，被一些人认为是公办教育资源向民办教育领域扩张，超过并掩盖了原有民办学校的萎缩。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就持这种观点。

　　一些学者和投资者干脆把公立学校转制而成的民办学校认定为“假民办”。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实施条例》，此类民办学校必须有“独立”的校园、法人、财务会计制度，招生、学业证书等。

　　“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假民校根本没有实行这些‘独立’，就是冲着高学费收入产生的利益而去的。”多位民办学校的校长这样描述他们的竞争对手。因此，在他们的描述中，民办教育的范畴依然是旧有的“纯”民办学校，这个领域正在不断被挤压和缩小。

　　政策性歧视

　　“问题在于，确实存在非公平竞争，在操作和规范上都有问题，给传统意义上的民办学校带来压力，这些压力不是应该他们来承担的。”吴华这样定义现在的民办教育困境。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今年6月突然取消“文凭考试”政策：“这是关系到大批学校生死存亡的政策，理应公示和听证。突然取消显然和《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是违背的。而它是6月28日公布，恰恰赶在7月1日《行政许可法》公布之前。”

　　在政策压力下，大量民办学校不得不以通过“文凭考试”和自学考试为出路。取消文凭考试之后，政策的受益者，明显是挂靠在各个大学中，一开始就具有颁发学士学位资格的“独立学院”。

　　“行政行为的合法化，正在阻击民办教育的发展，最本质就是因为我们体制里的歧视。”张成林说。

　　看来，中国民办教育之路，仍在坎坷前行中探索。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