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球之旅:高铁钢的维权马拉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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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28日18:38 新华网 |
黑色677天 实习生 周密 河南“杀人喂狗案”的当事人高铁钢,因被扣上“杀人犯”的帽子而蒙冤。 16天的连续讯问,638天的逮捕后羁押,285天的取保候审,153天的监视居住,更不计其日的颠沛流离申诉告状…… 最后,高铁钢将自己1500多天艰苦卓绝的维权历程写成一部长达13万字的书稿,题为《苦旅———艰难的“中国式维权”》。 “我们的维权或上访表示了我们对中央和法律的信心,表示了我们对肆意违法的痛恨。我们的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纠正当地违法乱纪的现象、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作用,我们不是‘刁民’,应当是国家法制建设的功臣。” ———高铁钢 被捕 没有任何征兆,黑色日子就到来了。 “2000年7月16日,河南灵宝市八一路紫薇阁酒楼一层大堂,我正在分派各楼层负责人的任务。突然,三辆车冲到了我的酒楼大门前,从车上冲下来一群人,他们把我抽去皮带、反铐双手,塞入面包车后座,押到三门峡市湖滨公安分局刑警三中队后,又戴上几十斤重的脚镣……” 河南三门峡市民高铁钢这样描述着他被捕的经过。就是这天,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此前,他在灵宝拥有酒店、玩具厂、科技公司等多家产业,总资产200多万元人民币。“但接下来的是:刑事拘留、批准逮捕、超期羁押、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黑色的日子开始了。”这位36岁的壮汉说。 同一天被捕的还有江建新,时年38岁的他与高铁钢有着三年生意上的来往。对两人实施逮捕的办案人员说:2000年7月中旬,江建新的第四任妻子王金梅向湖滨公安分局报案称,江建新和高铁钢合谋杀害了张文广———绰号“狗黑”。 后来高铁钢回忆这有关的两人:狗黑祖籍三门峡市会兴镇,是一个在当地能“摆平黑白两道”的人。1999年起,他在江建新手下打工,4个月前失踪。王金梅,生于1979年,有着姣好的面容和曾经坐台的经历。2000年7月,在江建新不知情的情况下,王金梅服药让六个多月的双胞胎致死腹中。他出于义气告诉了江建新。“当时江建新非常难受,就拉着我蹲在路灯下打牌,一打就是两个小时。刚打了胎的王金梅一直在马路对面站着,她对我这个告密者的仇恨在这两个小时里开始累积———这就是我们结怨的过程。3天后,王金梅举报我们二人杀害了狗黑。” 刑警队16日夜 那种只在影视中目睹的场景,出现在高铁钢面前。 从2000年7月16日中午到7月31日下午6点,高铁钢在湖滨分局刑警三中队度过了16天。 他痛苦地回忆道:“办案者说我不老实,安排了六个大汉围在我身边,不让我睡觉。并威胁我说:‘我们是一个集体,是集体对个人、是车轮战,就是铁人早晚也会招供的。’这六个人换班手拿野鸡毛、螺丝刀、磁缸等不断袭扰,不叫我入睡,逼我承认杀了人。白天、黑夜,我坐在那把铁椅上受审,我觉得自己身体就像一堆泥躺在椅子上,浑身不停地流汗,头晕目眩,口干舌燥……我忍受不住了,使尽力气用后脑勺在墙上撞,他们就又把我抬到二楼会议室中间圈起来。我的屁股全烂了,脚肿得像面包,不会走路了。” 16个日夜,高铁钢的体重减轻了近20斤。 高铁钢始终否认自己杀人。但是,讯问进行了两天后,7月18日,另一名嫌犯,不堪折磨的江建新,开始“招供”。他说。因为高铁钢欠狗黑的钱,高铁钢想赖账不还,于是便产生杀人恶念。江建新先后胡乱交代了不下五种杀人抛尸的方法,但警方到“抛尸地点”进行调查,均一无所获。最后江建新只好说:他与高铁钢将狗黑的尸体肢解后,喂了他家的三条狗,而后又把其中一条狗杀死吃了。 离奇“杀人喂狗”案就此告破。江家尚存的两条“吃人恶犬”被“抓捕归案”。 折磨终于结束,7月31日,高铁钢被抬到了三门峡市看守所。两名抬他的看守所在押人员出具了证明:高铁钢来时无法走路,坐着都困难…… 羁押之日 8月25日,湖滨公安分局刑警队人员到看守所宣读了逮捕令,在要求见检察院批捕科人员未果的情况下,高铁钢在通知书上签下了“冤枉”二字。 三门峡市看守所南11囚室,“冤”字写满了整整一个墙角。粗黑的字迹印在白色的墙壁上,让这个角落成为房间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高铁钢的床位就在这个角落。他每天用毛笔蘸饱墨汁,以不同的字体写“冤”,毛笔和墨汁是向看守所干部要来的,借口是练字。“我记不清写过多少个‘冤’,直到今天,对这个字的熟悉程度仍然超过自己的名字。” “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执著和倔强,”一个曾和高铁钢同室的人说,“在管教刷掉了墙上的字并禁止他乱画后,高铁钢找来盛方便面的纸箱,把‘冤’字写在上面。那些大大小小‘冤’字牌,又挂满了他的床头。” 高铁钢的“入狱纪实”还描述到:我在衣服上也写满了“冤枉”,又把冤字牌挂在脖子上。每天早晨我坐在院子中央,三百余名犯人围着我跑操。看守干警问我到底想干啥,我回答:我就是睡醒的时候想出来看一看看守所大岗上空飘扬的五星红旗…… “我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江建新,在进入看守所后全部翻供,称当时的招认是刑讯逼供所致。而在这段时间里,狗黑始终处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态,公安机关也没能补充到其他定案依据。 到看守所几天后,因手挫伤无法握笔,高铁钢就口述,请人代笔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他哥哥,一封写给律师。在给哥哥的信中,高铁钢告白:“我是清白的、无辜的,我绝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蒙骗父母兄弟,苍天作证。我现在被套在恶人的诬陷和办案人员的逻辑错误和麻木不仁之中,我将被戕杀在无声无息无影之中……我要为自己的自由、尊严和权利而战!” 磨难使高铁钢思考问题和做事风格变得粗中有细,他开始留心为自己将来打官司伸冤做准备。他托人买和借法律书籍,又把案件的经历写成了好几万字的《入狱纪实》,他精心保存了所有的信件和材料,自己留一份,给家里寄一份。他还制定了伸冤计划,包括向人大申诉,给报社投书。 2002年5月23日,高铁钢终于被年迈的父母接出了看守所,开始了取保候审的生活。 高铁钢一共被关押了677天。三门峡天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红超律师说,仔细算下来,高铁钢共被超期羁押419天。 重见天日,恍如隔世。摆在高铁钢面前的全是让他难以面对的现实。在他被羁押的677天里,紫薇阁酒楼被迫关门;狗黑依然下落不明。而王金梅,也将他寄存在江建新家的6万多元私人财产卷走后失踪。 “最最咽不下一口气的是,我还戴着故意杀人嫌疑人的帽子。我要为自己的冤案平反,讨回人间公道。”高铁钢说。皮球之旅 三门峡→郑州→北京→三门峡→北京,高铁钢“中国式维权”的路线图还没画完,“我就像一只皮球,在各个部门之间被踢来踢去。”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高铁钢创造了一个词—————“中国式维权”。“中国式维权”是高成本维权。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力量微薄的公民必须耗费惊人的时间、金钱、精力;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他们还必须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肉体损伤甚至于生命计入维权成本。“中国式维权”是低回报维权。即使意志坚决的公民不计成本地付出,维权成功的概率仍然可能微乎其微。 ———2004年12月8日《沈阳今报》评论 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49号———公安部信访接待室。 12月17日8时,高铁钢准时出现在这里。与那些穿着破旧、满面愁容的上访者不同,这位36岁的河南人拥有魁梧的身材、整齐的板寸、体面的衣服和皮鞋。尤其是一副无所谓的举止和眼神,让不少人把他当作这里的便衣警察。 但他确实是上访者。他打开箱,里面装满了申诉材料。这些材料——包括他写下的《狱中日记》——已经被装订成册,命名为《苦旅——艰难的“中国式维权”(上部)》。他递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高铁钢,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行走在中国式维权的征程上”。名片的角标是一双被铁锁紧铐的手。 高铁钢拨开人群,挤到信访窗口,把申诉材料递了进去。“河南的!三门峡的!”接访人大声喊道。一位公安连忙跑进去接过材料,高铁钢看到了他,他似乎也看到了高铁钢,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从警察脸上流露出来。 20分钟后,这个胖胖的三门峡市警官出来了,他是三门峡市公安局申控科的负责人。 他让高铁钢到里面去谈,但高铁钢回绝了这个要求:“你什么都好,就是官儿太小。” “这次上访又起不到任何作用了。”高铁钢叹息说,“就是如此——问题出在地方,你从地方一级一级告到上面,而上面把它推回地方……” 自从2002年5月23日被取保候审后,高铁钢便陷入了这个怪圈。 寻找当地“包青天” 当初江建新捱不住刑讯,招认了他和高铁钢“共同杀人”的经过。2002年5月,为了讨回迟到的正义,出了看守所取保候审的江建新和高铁钢又走到了一起。 二人分别印制了重奖寻人启事,四处寻觅狗黑和王金梅的下落。二人分别向湖滨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案件诉状,控告湖滨区公安分局滥用职权、执法犯法罪行。 获得了半个自由之身的高铁钢,开始出入于三门峡市公、检、法及各位市领导的办公室。 “他是个让人羡慕的维权者。”一位熟悉高铁钢的三门峡人说,“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在各个部门之间走动,见想见的每一个领导。” 高铁钢解释说,是他的家庭和背景帮了他。他的父亲高义———现年70岁的老人———曾任“万里黄河第一坝”的总工程师,在当地颇有威望。而高铁钢本人曾在市供电局工作,因为维修线路认识了很多人,门卫对他的来访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能够畅通无阻,更多是因为我们觉得案情不明。”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公安认为,“而且,我们很佩服他的倔强———一个能在刑警队接受审讯16天、在看守所羁押600多天仍然如此执著的人,实在少见。” “每个人对我都很客气,每个人私下里都说同情我,”高铁钢说,“但没有人能帮我解决问题,我像一只皮球,在各个部门之间被踢来踢去。” 他最先找到湖滨区公安分局,但对方并不认为自己办了冤案,于是,他被推到市公安局。市局说你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因为按照程序,你已经被检察院批捕,你去找检察院好了。检察院则告诉他,案子想翻过来,必须有更高层领导的批示。于是他找到市委政法委——一个主管全市公、检、法的部门,对方说:“案子是下面人办的,我们不了解情况,无法作出新结论。何况,目前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你仍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从5月到9月的四个多月时间里,我数不清自己在各个部门跑了多少次。”高铁钢说,“只是我的脸皮越来越厚,和领导们越混越熟。我可以随便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自己去拿他们的烟喝他们的茶,甚至当着主人的面接听他们的电话,恶作剧地命令下属去抓某一个人。” 但无论怎样也冲不破这张充满关系而效率低下的大网。 “所以我决心到首都去,寻找公正的结论。”高铁钢说。 当地警方警告高铁钢,他还处于取保候审期间,不能随意外出。只要他一出三门峡市就马上拘留他。高铁钢跑到湖滨分局有关领导的办公室,对他说要去北京告他,要抓就赶快抓。高、江两人又去市政法委、市公安局请了一大圈假,也没人明确制止。于是,2002年10月13日,高铁钢先来到郑州,把材料递给省公安厅及检察院后,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北京辗转 10月16日,在一位同学的带领下,高铁钢来到了宣武区太平街甲1号———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 终于找到可以讲理的地方了。但要迈进这个门槛颇为吃力———那里的警察几乎排成了人墙。“我们称这里有三道关口,”高铁钢说,“第一道是设在胡同口的警察,第二道是设在大门口的警察,第三道则是你能不能通过审查、领到申诉的表格。” 值勤者并不是北京公安,而是来自上访者们的家乡。一位外地警官说,他们的任务是“截访”,禁止他们进入信访办。因为上访者数量的多少,是和当地的政绩考核挂钩的。 凭着粗壮的身躯和逼人的气势,高铁钢挤进了大门。其间,他与拦截他的河南警察发生了推搡,双方都被弄得衣冠不整。 但高铁钢的问题在这里无法解决,接访者按照“归口管理”的原则把他指派到公安部信访办。于是,他第一次来到东单东堂子胡同49号。“在这里,我看了同样的情景———拥挤的人群、含冤的泪水、渴望的神情。高音喇叭指挥着人们东奔西走。”高铁钢说。“我的问题在这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告诉我,对公安的监督由检察院负责,你要去找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办。” 在北京的十多天内,高铁钢又走访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纪委、全国人大等处。有信访部门发给来访者的路条为证,仅公安部信访办,他就在10月23日、10月30日、11月8日去了三次。 “你能体会一个外地人在偌大的北京来回奔波的滋味吗?”他说,“寻找路线,挤公共汽车,在车上遭受本地人的冷脸。住宿也是问题,旅馆随时都会有公安清理上访者。” 但最后的结果是,问题仍要回到当地解决。几乎所有的信访者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国家的信访部门给你开一张介绍信让你回去,信上说“你市(县)某某人来我处上访,请妥善处理”。 一个已被媒体披露但未经三门峡公安机关证实的消息说,几乎与此同时,三门峡市公安局派出了大约40名干警、17辆警车,在他俩可能告状的地方设点堵截。 11月初,正当高铁钢奔波于国务院信访办及其他中央机关之间反映冤情时,湖滨公安分局一位政委带人等个正着,将他在三门峡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开了个房间控制了两天。湖滨区政法委书记电话中言之凿凿,表示一定要落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的批示,全力做好高铁钢的稳定工作,解决他的问题。 11月,高铁钢被湖滨分局带回了三门峡,谁知回到三门峡后,前来解决问题的人一个也没有出现,高铁钢反又被关到了湖滨公安分局上回关押他16个昼夜的会议室里面,这次又关了15天。 飞车观礼台 一个身穿白大褂、褂子上面写满“冤”字的中年人,开始在三门峡的大街上游荡。他出现频率最高之处是市委及市公安局门前,在那里,他还把写着“冤”的牌子挂在脖子上。在三门峡市,高铁钢成了“名人”。 2002年12月4日,高铁钢与江建新打着“冤”字横幅,在三门峡市街心花园拦住了前来视察“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的该市市委政法委书记等领导。江、高二人向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主臣交了材料,李主臣答应转交给负责此案的杨副书记处理。 在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的痛苦挣扎中,2003年2月到了。高铁钢的伙伴江建新,深感告状无望,身心交瘁,他到杨副书记办公室留下“我活不成了,两天后自焚!”的遗书,从此也宣告失踪。 2003年3月4日,高铁钢再次来到北京控告,结果又被湖滨分局干警带回三门峡。这次似乎有了些结果———分局刑警三中队宣布:撤销对高铁钢的取保候审,变更为监视居住。然而,此后他向湖滨分局、市公安局、市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的请求,被一再拒绝。 一辆红色的二手夏利在此后发挥了作用。 尽管外漆已经部分脱落,但车上的条幅格外引人注目———“男秋菊誓死讨公道!” 2003年年底的一天,高铁钢把车开出了门。“春节前后,车子在市委和市公安局门前一共停了16天,象征着我在刑警队被逼供的16个日夜。”高铁钢说,“我日夜守在车里,防止别人把它拖走。当时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我被冻得发抖。但想起自己的冤屈,就继续等待着。” 农历正月十四,有人劝说高铁钢把车子挪开,因为次日将举行元宵节庆典。在高铁钢准备挪车的时候,与市公安局有关的一个人讥笑他说,“你不是犟吗?有本事你明天把车子开到主席台去!” 翌日,那辆红色夏利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冲向了庆典的主席台。“当时我的头脑还是冷静的,所以没有用高速冲刺,只想告诉他们,我可以办到这件事情。”高铁钢说,“包括整个维权的过程,我并没有太多的过激行为。” 主席台被撞塌了一个角,上面的人吓呆了。一群警察冲过来,把车拖走。不久后,当听说高铁钢要把车开到省会郑州时,车牌丢失了。 但是几天后,这辆无牌照的夏利车又开到了河南人民会堂门前。这200多公里的路程是如何走过的呢?高铁钢说,确实有警察拦截,但当他把随身携带的申诉材料交给他们时,他们就同情地放行了。 时值河南省两会开幕,所有的代表都在注视着那辆车。高铁钢趁机把自己的材料和证据像雪片一般发给他们。“无条件停访息诉!”终于,三门峡市委书记下了批示。 2004年2月25日,在涉案三年半后,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给高铁钢下发了《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书称:因证据不足,决定撤销高铁钢涉嫌故意杀人一案。3月29日,分局又下发国家赔偿决定书,对限制高铁钢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数额为20732元。4月29日,湖滨区检察院也作决定,赔偿高铁钢因被错误批捕、超期羁押共计14429元。 那张于今年9月16日发出的“三门峡市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书”称:三门峡市公安局在行使职权时,对高铁钢在采取刑事拘留前限制人身自由2日,超期羁押417天,两项合计共计419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中国式维权”的成本 从冤狱到赔偿,高铁钢耗费了1500多天;路费、住宿、复印等花费了约20万元;他的奶奶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而去世,他的孩子抱着他的脖子喊:“我恨死你了,你让家里人的脸都丢尽了!” “但事情还未结束。”高铁钢说,“至今,三门峡警方没有给我恢复名誉,我损失的大部分财产没有追回,包括被王金梅拿走的6.5万元。监视居住期间,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损失补偿也没有着落;有关人员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行为,仍然没受到法律问责。” 高铁钢继续往北京跑着,最近一次是今年12月中旬。 来北京的次数多了,高铁钢几乎有了自己的固定住所。那间大约7平方米的蜗居,位于万寿路附近的一个半地下招待所里。蜘蛛网封住了窗户,抬头望去,可以看到一线天空。 12月16日,当2004年冬的初雪飘落时,高铁钢望着天感慨着:“去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时,我在三门峡市委门前挂着大牌子维权;今天我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从三门峡辗转到了北京。” 无论如何,和更多还在无望地走着上访路的人比起来,高铁钢是成功的。 “他性格中的倔强和执著,帮助他走过了难关。”高铁钢的一位朋友评价说,“在三门峡,很少有人敢和他打赌。因为他经常会做出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喊冤车’就是个例子,如果别人不说,他也不会把车子开上观礼台。” “而在最冲动的时候,我总劝自己冷静下来想想。”高铁钢觉得自己始终是冷静的。“我知道,一旦走了极端,事情只能无法挽回。” 法律是他维权的后盾。高铁钢走出看守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状告他的律师“未能保护其合法权益,导致超时羁押600多天”。此案最终以律师退还高铁钢诉讼费用而终结。三门峡湖滨区政法委书记张英健评论说:“当事人状告律师,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实际层次较高的法律问题,充分反映了原告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高铁钢在《苦旅———艰难的“中国式维权”》中写到:做人就是要有骨气,要坚持。比如说案子一审输了,还有二审,二审输了,还可以申诉。如果多几个人坚持这样维权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就不再愿意按照潜规则办事,正义会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磨难也算是一份财富。”他最后说,“有了这份经历,以后做生意也好,做别的事情也好,信心会更坚定。在这样的磨难中,我的自信心都没有被打掉,其他的事情又能算得了什么呢?而经历那么多事情,我待人接物的容量也大了,脾气也好多了———其实,每个人都很不容易,包括当时踢我打我的人。” 高铁钢的追随者 与以前不同的还有,现在高铁钢身边有了一群追随者。比如,被三门峡公安机关认定“涉嫌杀妻”被羁押8年后,又被放出的黄满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高铁钢身上,因为就三门峡市来说,卷入错案的人不少,但真正拿到国家赔偿的,只有高铁钢等少数人。 “当初我来北京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位同学带路,连门我都摸不着。”高铁钢说,“今天,我成了别人的领路者。” 与高铁钢同行的这些人眼里,他是一个直率而很讲义气的人。他们说他为了让大家吃饱肚子,卖掉了自己的手机。由于高铁钢的形象类似公安,他也经常扮演着把上访者送进信访接待室的角色。 “我们之间可以相互依赖,互相鼓励,互相倾诉,这也是对压力的一种解脱。”一位同行者说。 高铁钢说,除了到处上访,他还在撰写《苦旅———艰难的“中国式维权”》下部书稿。“等到我真正维权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把书公开出版。”他说。 12月17日上午,公安部信访办门前,那位三门峡公安局申控科科长笑嘻嘻地看着高铁钢,问他打算怎么办。“领导找了,北京来了,新华社也给曝光了,维权还能搞出什么新花样呢?”这位老公安说,“你来北京找,问题还不是转到我们手里?” 科长还向随同采访的本报记者诉说着自己的苦衷:“我们虽然是三门峡的公安人员,但相当一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每天早晨8时准时来这里报到,而当傍晚上访者散去后才能离开。今年春天,我在北京待了两个多月。这次来是12月初,估计新年也回不去了。我的母亲今年80多岁,但我整天奔波于外地,很难回去尽孝心。” 在“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同样驻有三门峡的公安人员。该市有关人士说,为了这些上访者,每年的投入为数百万元。 “上访者中80%以上的人是有理的,包括高铁钢。”另一位公安人员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执法时严格些,人治的色彩少些?这样可以降低多少成本呢?”(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