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出租车罢运风波：寻求冲突和解的新途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政府只是事后的妥协和知错就改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各方参与的谈判机制，而不是由政府或强势部门单方面制定规则

　　“司机们没有再闹事。”

　　“引发争端的两项《规定》已不再执行。”

　　“我们以服务为本，让政府放心、让人民满意。”

　　2004年，12月13日，银川市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处纪委书记老田，用三句话向本刊记者描述了罢运风波过后的银川市出租车运行现状。

　　据田讲，罢运风波过后，他们单位发生了一些变动——管理处主任申书德连同三位“二把手”被认为“对事件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统统遭免职。田是经历了那场震荡后“硕果仅存”的一位领导。他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必须有人对罢运事件负责。

　　今年7月28日，《银川晚报》刊登了《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和银川市建设局局长蒋光临关于《银川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第二天，出租车司机们对《规定》中关于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的相关规定表示出强烈不满，认为新《规定》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部分出租车“停运”。

　　第三天，全市大部分出租车“停运”，“上访”人数增加。田向记者描述，一些不法分子借机滋事，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一些正常运营的出租车和中巴车遭受破坏，共导致40多辆车被砸。

　　8月1日，4名涉嫌聚众堵塞交通、破坏交通秩序的“司机”被拘捕。

　　在田看来，以上一切皆是因“部分出租汽车营运者对市政府制定的新规定产生误解所引起的”。按照《办法》出台者的意思，这项规定意在调整、处理好公共利益与局部行业利益的关系。然而，从《办法》实施的效果来看，目标却直指广大出租汽车业主的切身利益。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银川市政府在风波前后所充当的角色始终引人注目。据田介绍，事件发生后，银川市人民政府即组成23个工作小组深入全市各出租汽车公司，调查研究，宣传政策，统一思想。不过，银川市政府最初的和解态度却并非彻底。

　　7月31日，市政府鉴于形势，先是发布通告：暂缓执行两项新规。但这并没有打消上访者心中的疑虑，他们认为“暂缓”就是无限期的拖延问题，并不是在解决问题。随后，事态愈发严重，为了给上访者吃个定心丸，银川市政府8月2日再度发布通告：明确表示两项新规不再执行。

　　8月3日，银川市市长刘学军发表电视讲话，对此次罢运给市民带来的不便向市民道歉。当日下午6点，持续了四天之久的银川出租车罢驶风波，方才平息。

　　风波过后，对问题的思考总结本身就是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或许，这也是政府制度创新的必经阶段。银川市政府秘书长白建平如是说。

　　“银川市政府的应急和解可以说是成功的。”公共管理学专家任剑涛如此评说。

　　任认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市政府主动与出租车业主见面、对话，展开沟通，都反映出政府在紧急事件中良好的心理准备和成熟的组织措施。另外，政府敢于认错的行为不但不损害其形象，反而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一些出租车司机事后说，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停止执行”的决定，在宁夏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政府勇于纠错的做法让他们感动，说明政府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但另一方面，银川市政府在事件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认识上的不统一，一些人认为政府出面道歉损害形象，一些人主张对“罢运”实施强制措施；在处理事件时，从一开始“暂缓执行”到后来“停止执行”，政府始终处于被动局面，被形势拖着走，等等。

　　出租车罢运风波，并非银川个案。那么，银川事件的借鉴意义在哪里呢？对此，任剑涛认为，政府首先应对政策出台可能造成的后果有充分的估计和前瞻，在设计相关社会预警机制的同时，应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防止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演化为失去控制的破坏力量。

　　其次，政府只是之后的妥协和知错就改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各方参与的谈判机制，而不是由政府或强势部门单方面制定规则，这样才能真正防止下一次罢运或类似事件的发生。

　　而出租车司机作为公民，应采用合法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不能采用非法的、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放弃法定义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