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主自治层次的破茧冲动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人民民主，就是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

　　9月25日，成都市金牛乡淳风桥村发生了一档子新鲜事：村委会将本村的两辆公车公开拍卖了。原来，这个村公布去年财务支出时，村民们发现两辆公车一年开销近5万元。村民代表大会上，70多名村民代表提出：村里经济还相对落后，绝不能这么铺张浪费。会议表决通过了卖掉公车的决定。

　　这是我国农民依法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一个缩影。在广大城市、乡村，亿万人民正以不同方式实践着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基层民主已经从口号与概念一步步落实为程序的操作和具体议题的应对，并在过程中逐渐走向完善。

　　农民的诉求

　　中国的革命、改革都从农村开始。2004年，喜获夏粮大丰收的中国农民对于民主政治的要求比以往更为迫切。“直选”、“海选”在全国各个乡村如火如荼地展开，9亿农民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民主热情。

　　4月，辽宁省兴城市高家岭乡汤上村发生了一次选举风波。

　　“汤上温泉”位于汤上村，是从山海关进入东北所遇到了第一座大型温泉，号称关外第一温泉。村里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李德厚说，凭借汤上村的资源，村里的经济发展水平本应排在乡里的前头，但村里却长期贫穷落后，一些村民的基本生活只能靠借，吃的粮食都是赊来的。村里干群关系紧张，3年多没有村委会主任。

　　31岁的李晓龙是土生土长的汤上村人。1996年从辽宁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外经商，2001年承包了村里的温泉浴池。2004年4月，汤上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开始，李晓龙参与了竞选，提出了6项承诺，他希望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带领大家致富奔小康。

　　村民周文斌说：“如果李晓龙不兑现承诺，半年后将自动辞职。李晓龙有能力、有信誉，大伙都相信他。”

　　然而，村民们盼着有一个好“带头人”的愿望并不容易实现。李晓龙的行为遭到了“政府”的否决。

　　4月21日下午，汤上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高家岭乡林业助理刘贺中在会上宣布：“李晓龙致汤上村父老乡亲的公开信是违法行为，谁同意了也属于违法行为。大家举手表决，谁不签字也是违法行为。”村支书刘岩说：“李晓龙的违法行为给村里造成了11万元的经济损失，宣布取消李晓龙的候选人资格。”

　　当时全体村民代表都在场，但乡村两级干部并没有拿出相关材料给村民代表们看。一些不愿透露身份的村民分析，可能就是因为李晓龙不给“上边”什么好处，他当村委会主任，拒绝了“上边”的一些要求。

　　就在乡里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刘玉春等10多位村民代表发表联合声明：“李晓龙完全具有候选人资格，我们希望他能够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但是，第一次选举，投给李晓龙的票，一票没有给唱；第二次选举，也没有结果；第三次选举，李晓龙在被“取消候选人资格”的情况下，一人得到465张票，其他人共得到464张票。

　　艰难的参选过程使村民们感慨万千。村民们私下议论：这么多年来，没有哪一个候选人像李晓龙这样敢于公开承诺、善于制定村集体的发展规划，大家都是靠着亲戚朋友的面子私下拉票。村民们说，我们有权利把李晓龙选上，如果他不替老百姓办实事，我们也能把他选下去。但是，这种法律赋予的权利被乡里、村里剥夺了。

　　关于李晓龙的候选人资格问题，兴城市民政局副局长赵云山认为，李晓龙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兴城市高家岭乡政府有着另一种说法。高家岭乡党委书记肖久思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我们这个地区有些超前，我们一些村民的素质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选举中，乡里首先取消了李晓龙的候选人资格，又将李晓龙的选票查封；同时剥夺李晓龙在选举大会上的申请知情权，动用警力强行将其带出会场，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行政拘留15天。

　　李晓龙说：“这样的结果，气愤也好，无奈也好，但想着父老乡亲期盼的眼神，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让事实证明一切。”

　　中国农民对民主政治的需求，说到底是对公平的追求，民主政治的动力正来自这里。

　　5月28日，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制度、规范民主决策机制、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努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民主首先是程序的民主。一旦确立了规范的程序，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会成为农民参与乡村民主建设的最大动力。

　　17号文件出台

　　汤上村选举风波经新华网披露后，全国哗然。舆论认为，村民自治任重道远。不仅农村基层政权民主选举的实施细则需进一步完善，对民主选举的监督和落实选举后的村民自治也亟待加强。

　　社会正义的基点在于程序正义。村民自治既包括民主选举，也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委会换届实现了民主选举，这是一大进步，但如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到位，自然有人要在选举中不择手段。

　　另外，农村一些地方“两委”关系紧张，村书记、村主任争权夺利；一些地方则重选举，轻管理，实行“半拉子”民主。

　　在广州市某村，村书记倚仗自己的“老资格”，长期实行“一言堂”。村主任倚仗有群众支持，根本不把书记放在眼里。村里形成了两套班子，两个公章，两本账，两支治安巡逻队，书记和主任各自决定给村民修了一套自来水管。发展到最后，村主任花钱登报说书记不再是集体经济的代表，原有公章作废，村书记则开会要开除村主任的党籍。两个人斗来斗去，拿着集体的钱干这干那，把村里的群众晾在一边。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进，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7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即中央17号文件），对落实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提出了许多新的明确的政策措施。

　　如果说今年年初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侧重于解决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那么中央17号文件的出台则是侧重于解决农民的民主权利问题。

　　文件针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制定了许多过去鲜有的政策措施，如：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监督村干部公开村务、财务；村干部违背程序擅自决策要承担损失，追究责任；对村干部要进行民主评议和财务审计等。

　　民政部官员认为，17号文件对落实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提出了许多新的明确的政策措施，为农民依法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十万村民选乡官

　　“讲台上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坐。”石屏县坝心镇老街村一位村民回忆说。他还记得那天是4月17日，两名正式候选人站在太阳底下，面对着台下的2000多位老街村村民发表竞选演说。

　　2004年4月，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下辖的石屏县推行乡镇长选举改革，7个乡镇的乡镇长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是迄今我国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推直选”试验。

　　在村民们看来，“铃铛挂在哪头牛上都会响”，谁当镇长都可以，但由自己投票选举乡镇长还是头一回。竞选演讲那天，村里的人几乎都来了。

　　两名正式候选人是从8名初步候选人中选出来的。这8人中，除了胜出的原代理镇长陈青和原镇党委副书记杨锦萍外，还有村委会干部、村小教师和镇站所工作人员。

　　正式候选人的产生要经过联席协商会议的投票选举。联席协商会议代表主要由乡镇人大主席团、各村委会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每个村有3个村民代表，都是村民们直接选出。投票前，初步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并回答代表的提问。

　　投票那天，每个村都设立了投票站，选民们像模像样地将选票投进票箱。工作人员还提着流动票箱，到那些偏远的小山村去收选票或者到田间地头将那些不屑于投票的村民喊过来投票。

　　“有些村民不识字，我们就告诉他，那天演讲男的是陈青，女的是杨锦萍。”坝心镇一位选举工作人员说。最后，陈青高票当选。

　　统计数据显示，7个乡镇共有70个村委会，合法选民10．66万名，其中10．35万人参加了投票，参选率达97％。村民们感觉到，自己投票选出来的乡镇长与“上面安排”的乡镇长就是不一样。更令村民们欣慰的是，乡镇长们竞选时的承诺有些已变为现实。

　　直到11月初媒体报道前，石屏试验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红河州及石屏县官方对此次政治领域的改革异常低调。

　　红河的顾虑是，根据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我国的乡镇长由间接选举产生，即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镇人大代表，再由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乡镇长。没有上级组织的授意，红河州“擅自”启动了“直推直选”乡镇长的基层民主制度改革。对此，上级会如何评价，一直是红河的一块心病。

　　有消息说，10月间，中组部曾委派3名官员到红河调研，他们给予石屏试验“很高的评价”。但在红河州官员们看来，中组部调研员的话并不完全代表组织的认定，“上面毕竟还没有给出正式的说法。”

　　“海”，东北话是大的意思，如，海碗、海量。正是这个带着乡土气息的词汇，准确完整地概括了民主选举的丰富含义。村民的提名确定权由此得以确立。

　　11月9日，《半月谈》杂志率先报道了石屏试验之后，人民网、民政部网站等纷纷转载相关文章。石屏试验目前还仅是一个尝试和探索，但却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总结。农村民主自治的层次已如成熟的蚕茧，开始悄悄突破。

　　社区海选启幕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农村的民主已经开始向乡镇一级发展，“乡镇民主”拉开序幕。而在城市，社区居委会的自治也在进行改革。

　　早在1989年，国家就颁布了城市居委会组织法。从2000年开始，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都试行了社区选举的改革，但绝大多数不是直接选举。

　　2002年8月17日，北京社区居民首次直选当家人，成为中国基层民主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标志性事件。

　　2004年6月27日，经过透明宣传、三方推荐、演讲答辩、组织考察和正式选举等5个“公推竞选”阶段，36岁的雷仁君挑起了成都市锦江区龙舟路河滨社区党支部书记的担子。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首位以“公推竞选”方式产生的城市社区党支书。

　　9月24日，在长沙，清华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陈香接过天心区白沙古井社区的聘书，25岁的她正式当选为白沙古井社区的居委会副主任。

　　在国际大都市上海，金发碧眼的杰森·波汉当上了“小巷总理”。面对着围追堵截的媒体，操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他发出预言：“我是第一个当上居委会委员的‘老外’，可不会是最后一个。”

　　社区自治的发展是最近几年来中国城市基层所出现的最大变化之一。随着社区自治的发展，“海选”这种在乡村雷声阵阵的新选举模式又逐步将触角伸向了城市社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开始向深层次推进。

　　6月，阳光砸在大地。长沙的天空静默无声，酝酿惊雷。

　　6月8日，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办事处四方社区内贴出了数张红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张榜公布的内容是该社区首次居委会选举的最初候选人名单。作为湖南省第一个采取海选方式产生的社区居委会，四方社区将开湖南省城镇居民直接选举社区当家人之先河。

　　6月10日，此次选举中惟一的自荐女性———陈惠湘像往常一样，做完家务活后，打开电脑，开始阅读有关法律学的知识。她觉得这次与以往不同的特殊选举，必然改变以往“走过场”的投票方式。“我相信海选，时代已经变了。”

　　6月15日，四方社区诞生了湖南省第一批通过选民以“海选”方式产生的居委会成员。对湖南省而言，这一天，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在四方，海选改变了一个压缩权力体系下的游戏规则。社区之主，官薄位微。但从这些小官上任的那一刻起，他所需要得到的最大政绩在于征服民心，而不是取悦上层。

　　作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新生事物，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见证着21世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步伐。小小的村官、乡官选举，其承载的历史使命异常重大。

　　人大50周年

　　9月15日，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说：“50年来的历程充分证明，人大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随后的9月25日，政协又迎来自己的55周年纪念。

　　8月25日，卓钦锐成为深圳市建市以来第一位接受该市人大常委会评议的副市长。在今年的深圳人大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拟对一名副市长进行评议”。卓钦锐于2000年6月出任副市长，至2004年4月前，一直分管规划与国土资源、建设、水务、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等工作，其涉及到的土地规划、房地产建设、河流治污、环境保护等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当天召开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上，有32位到会的委员对卓钦锐履职情况进行了投票，结果是：19人满意，13人基本满意，没有不满意票。

　　新的起点

　　4月，贵州省黔西县率先在全省推行信访听证制度，针对信访反映的“老大难”问题，召集所涉及的相关单位和部门进村入户召开听证会。

　　9月28日，备受消费者关注的《四川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草案）》在成都召开立法听证会。32名来自消费领域、生产服务行业、法律界和消费者组织的代表针对新《消条》草案中的五大主要内容进行听证，代表各方观点，细说维权新主张。

　　10月27日，重庆市政府法制办举行《重庆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听证会。这是自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重庆市举行的首次行政许可听证会。

　　11月30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定陵、长陵等6处世界文化遗产调整门票价格举行听证会。……2004年的中国，涉及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听证会的举行，已让人开始习以为常。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听取利益相关人的意见。除此之后，“民主”二字还以不同的方式闪现于生活之中。

　　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发布。《决定》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力”。人民陪审员制度步入法制化轨道。

　　9月初，四川大学向

　　海内外发布公选8名副校长的公告，受到了海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主政以来，权力机构的体制改革循序渐进，民主自觉参政渐成气候，中国的民主政治已经站在了一个新起点上。

　　尾声

　　“中国所有这些进步，都得益于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哈佛大学所作的演讲中说。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大目标上是有共识的，难点在于如何稳妥、渐进地一步一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目前，学者们和改革的实际操作者在实践中有了三种依次递进的思路：

　　首先是寻求村委会选举的技术性改进，解决程序公正的问题。其次是更大地改变农村基层社会的权力配置，具体说是改变“两委关系”。最后一种思路是更彻底地实现乡村自治，并制定一部《乡村自治法》用以奠定农村新的权力关系。

　　以上依次递进的改革只要迈出一小步，就有重大意义。如果不肯迈出步伐，停留在目前阶段上，任凭体制外的热情和体制内的冷漠对峙下去，将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还需要政治家的谋略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