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流通惊弓之鸟：最大的政策隐患是什么？(二)

　　中信证券的徐刚说，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谈股票；行情不好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谈哲学。

　　徐刚是在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周刊的录制现场说这番话的，水皮当时就顺着徐刚的话头作了一番引申，大意就是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谈股票；行情不好的时候，大家就坐在一起谈全流通。

　　在水皮的理解中，哲学就是玄学，是一种生命本源的学说，而全流通不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股权分置下人们对完美市场的一种本体诉求吗？

　　现在讨论全流通和谈哲学的区别并不大。

　　当然，行情不好的时候，管理层既不会谈股票，也不会谈哲学，更不会谈全流通，而是谈政策。事实上，12月22日的突如其来的暴涨就是这种清谈的结果。

　　12月21日，北京大学举办“积极稳妥发展资本市场”高级论坛。会上，厉以宁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的市况低迷，惨不忍睹，问题出在人们对政策的预期不明朗，如果明确流通股是含权股，将来会作出补偿，那么行情马上就会逆转。新华社的记者没有报道厉以宁的演讲，但是却非常巧妙地把四位证监会主席的讲话做成一篇报道，有意无意之间制造了一个四位主席联手托市的重大利好。

　　分析四位主席的讲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现实位置的不同，每个人的讲话虚实相间，信息含量各有侧重。

　　周正庆是中国证监会的第三任主席，1996年至1998年3月还担任过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周正庆的讲话最直接，当务之急就是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让股市止跌。“首先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恢复广大投资者的信心。”

　　周正庆的建议有两条。之一是要充分考虑中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点，采取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多种手段加以维护和扶植。各部门要同心协力、紧密配合，为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之二是要稳妥解决市场资金供求保持平衡的问题。在抽紧银根导致市场资金缺失的情况下，如果将来要发大盘股，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市场震动，一定要有相应合规资金进入股市。

　　如果周正庆还在台上，很难想象周正庆讲话会如此痛快。

　　相比之下，周道炯的讲话则有点虚。周道炯是周正庆的前任，第二任证监会主席，虽然周前主席的话有点虚，但是有高度。因为周道炯明确指出“我们有理由深信，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决不会‘山重水复疑无路’，黯淡无光，也绝不会‘推倒重来’”。周道炯对中国股市的信心无疑对广大的投资者是一种鼓舞，但是现在投资者要的不是“空头支票”，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周道炯也有具体的建议，比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中介机构诚信，强化监管依法治市，这些建议在大家听来多少有点老生常谈的味道。

　　刘鸿儒是中国证监会的首任主席。刘主席的杰作是1994年7月底的“三不政策”救市。刘鸿儒在递交论坛的书面发言中有两点建议引人关注，其一是对有关市盈率的评价，这是对目前的“估值论”的一种批驳；其二则是对大型优质企业海外上市的评论，和一般的认识不一样的是，刘鸿儒认为这会造成国内上市公司结构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市场行情不好；反之又进一步促进优质大型企业到海外上市，国内市场进一步恶化，投资者信心减弱，形成恶性循环。刘鸿儒的讲话和不久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讲话形成鲜明的对比，李荣融在讲话中提出，国有大企业目前上市的首选地是海外市场，目的是要通过成熟市场的约束，让上市国有企业抓紧规范，然后再回内地市场，国有企业在海外市场表现得越好，内地的投资者对公司就越有信心，李荣融认为这样做是为国内股市的扩容减压。

　　李荣融的话有没有道理？也有。

　　怎么看待刘鸿儒和李荣融的悖论？徐刚认为问题在于我们大多数人错把投资产品当作了消费产品，而且是在以消费品的观念看待大盘股的发行，那样就陷入了供求关系的迷局。事实上，市场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大盘股的发行最终都成为市场领涨板块。水皮不否认这一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市场实践也证明，任何一个大盘股的发行都给市场带来过恐慌，市场都会出现阶段性底部，在熊市中，在没有新的场外资金进入的情况下，单位时间内，供求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整体市场的定价。而周正庆的第二条建议看上去就是针对刘鸿儒的说法而定制的。

　　实事求是的讲，中国股市存不存在估值偏低的股票？存在。无论按什么标准，都有一批大盘蓝筹股存在定价偏低的现象。那么，中国股市又存不存在估值偏高的股票呢？当然存在。这个当然指的不是别的，正是深圳的中小企业板。水皮一直搞不懂，刘鸿儒和周道炯这样的德高望重的前辈、专业人士难道不清楚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吗？难道他们会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还不偏高吗？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中国股市上市的门槛太高了吗？或者中国的上市公司垃圾股太少了吗？如果不是，他们又如何那么热衷于中小企业板呢？又如何会在深圳发表那种引起大家反弹的言论呢？从这个论坛上两人的发言看，刘主席也好，周主席也好都是明白人，明白人有时说明白话，有时却说糊涂话。

　　一针见血也好，特立独行也好，刘鸿儒、周道炯和周正庆都是前主席，放言无忌是他们的优势，决策定夺则是现主席的优势。现主席尚福林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尚福林的话和黄菊的话一模一样，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中国股市面临的是怎样的难得机遇？是低位建仓的难得机遇？还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难得机遇？或者是发行大盘股的难得机遇？尚主席没有明说，大家只有按照一种表述各自理解的原则深刻领会，领会的结果可能对，也可能错。

　　对于今后，尚福林的正式表达是“今后，我们将积极稳妥解决市场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措施有8个方面。一是推进法制建设；二是深化发行改革；三是继续完善市场体系；四是完善产品结构；五是继续改善上市公司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六是继续发展机构投资者；七是建立化解市场风险的机制；八是稳步推进对外开放。

　　尚福林和前主席讲话的最大区别就是滴水不漏，只讲原则，不谈具体。上海复旦大学的谢百三教授公开对尚福林的讲话表示不满，认为在市场如此低迷的情况下，证监会主席还在谈扩容，谈中小企业板，谈对外开放，令人担心。谢百三的指责代表了相当部分投资者的情绪，不过，尚福林不这么说，又能说什么呢？

　　中国证监会主席前后一共有5位，惟一缺席的是第四任主席，现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讨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掌控着中国资金潮流的央行行长缺席，注定了这样的现场只是清谈。（水皮杂谈）（来源：水皮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