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徐斐
元旦、春节临近，按惯例，全国各省市县又相继下发了两节期间防腐的通知、规定。然而，今年这一举措却遭到了公众的普遍质疑。人们认为，这种“以文治腐”的做法，威慑力不大，缺乏可操作性，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是“例行公事”、是“形式主义”。
笔者以为，公众的质疑虽有些过激，却不乏道理，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质疑”的层次。因为对“以文治腐”这种做法的实际作用，出台这些通知、规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们心里更清楚。“质疑”的下一步应该是“建设”，关键是能找到一条更具威慑力、更加方便操作、更有实际效果的“节日防腐”新途径。
反腐败，无疑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据了解，为防范、遏制和惩处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各国政府都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其中不少西方国家还设立了允许收受礼金的法定额度，如德国为50马克，新加坡为80新元，美国为300美元，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笔者经再三思考，觉得不妨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改“堵”为“疏”，在我国也尝试设立允许收受礼金的法定额度。斗胆提出这个建议，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尊重传统。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走亲访友，送往迎来是全球华人千百年来形成的固定习俗。不管你下发多少文件，不管你怎么吓唬，到了那一天，中国人该走的还是要走，该送的还是要送，该收的还要收。所谓“不准下级给上级拜年送礼”、“不准收受下级单位送的土特产和礼物”、“一经发现，一律先行免职”之类的规定，既违背传统，又不近人情；不但做不到，也无法监督。事实证明，违背传统，不近人情的文件，只能是一纸空文而已。
二是实事求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每年春节之前，不少乡镇和部门的领导班子，就已作好给上级领导拜年的分工与安排。一般是各自走访分管领导，礼物也事先由办公室统一准备。最少是两条名烟，两瓶名酒，一、二千元的样子，当然是公费开支。据了解，一名有实权的县处级领导，过一个年一般能收取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的礼金礼物。难怪各地街头“专收礼品”的小店，节后能办得那么红红火火了。此类“群体性腐败”，危害极大，惩治很难。尽管政府年年发文件，但这么多年来，又有几个干部因此被“先行免职”、“严肃处理”？难怪有人要称之为“儿戏”了。
三是以法治腐。既然春节期间送往迎来是中华民族一大传统习俗，既然事实上春节期间领导干部之间请客送礼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就不能回避现实。既不能坐视不管，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质疑”层次。笔者以为，改“堵”为“疏”，也许是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这个“疏”，就是尝试在我国设立允许收受礼金的法定额度，比如100元。也就是说，送礼收礼在100元之内，为合法；100元之外，为违法。这样既维护了传统，又划定了一个法律禁区，给送礼收礼者以威慑力。此前，一些握有实权的公职人员，虽然每年春节能够收到数额不菲的礼金礼物，但他们并不害怕，因为摊到每个送礼者头上，也就一、二千元而已，够不上“贿赂罪”。然而，有了收受礼金的法定额度，事关是否违法，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头上高悬着一柄法律的达摩克斯剑，送礼收礼者在数额上就不得不小心审慎一些了。绝大部分掌权的公职人员春节期间的礼金收入，将被有效地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数额，如一万元以内。同时，配套以监察与处罚的相关法规，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如西方一些国家就规定，收受礼金礼物必须如实上报，超过了法定额度必须上交。如果不报不交，一经查实，相关责任人就会受到加倍罚款以及警告、记过直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这样做，就将节日送礼收礼从“自律”上升到了“他律”，从“纪律”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长期坚持下去，就能形成一个良好的防腐治腐的法制环境。
有人也许会担心，这样做不等于鼓励送礼收礼，助长腐败之风吗？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没有必要。正像我们给每位司机12个违章纪录分，并不是鼓励他们违章；我们给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并不是助长卖淫嫖娼一样。而且，德国、新加坡、美国这些早就设立允许收受礼金的法定额度的国家，并没有腐败成风，而是一直排列在全球“廉洁政府”的前列。有人会说，国情不同，外国行得通的东西中国不一定行得通。然而，尝试都没有尝试过，又怎么能随随便便下这个结论呢？还有人会说，这种做法，根除不了行贿受贿。这是肯定的，因为法制再完善的国家，依然存在极少数以身试法的亡命之徒。设立允许收受礼金的法定额度，主要针对的是“群体性腐败”。而一旦大环境好了，以身试法的人也就自然少了。
当然，设立允许收受礼金的法定额度，是一个新事物，也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实施之前，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研与详尽的论证。但它的前景，还是值得预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