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健康　有了“安全带”

　　本报记者　谢卫群

　　60岁以上免费体检，家庭有健康档案，村有联村医生……这些，是浙江诸暨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带来的新气象，与之相关的一些新设科室和岗位也让人耳目一新。

　　乡镇医院里有个“公共卫生科”

　　位于牌头镇的诸暨第三人民医院里，设有“公共卫生科”。这个名称陌生的科室占据半个楼面，内设儿童保健室、妇女保健室、爱国卫生室、健康教育室、接种室等。

　　“这个科管着全镇5万农民的健康呢！现在，每个农户都建有健康档案，60岁以上农民都体检了一遍。你看这个健康教育室，通过播放录像向农民作流行病防治、艾滋病防治等知识宣讲。防疫接种室以儿童接种居多，所以附设了儿童活动室，让候诊的农民能有个地方陪孩子玩。”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寿建军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作介绍。

　　公共卫生科主任叫陈伟平，已经在这所医院工作了16年。此前，他是防保科主任，科室名称不同了，工作范围也大大不同。

　　“原来主要管防疫这一块，现在

　　的工作内容涉及农民健康的方方面面；原来全科5个人、一间办公室，现在有12个人。场面大了，责任也大了，还要负责卫生执法人员培训，近一年来全镇培训了250人。”

　　正在候诊的一位农民说，农家建健康档案、老人体检，都是有了公共卫生科之后的事情。陈伟平补充说：“对农民免费体检已进行了四轮，主要是60岁以上农民、妇女和儿童、精神病患者、合作医疗人员等。”

　　诸暨市卫生局局长周满忠介绍说：“全市有8个乡镇的医院或卫生院建立了公共卫生科，其中3个通过了验收。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机构，其责任是让农民不生病、少生病、有地方看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在诸暨，公共卫生体系共分三个层次，市级层面包括卫生监督所、疾病预防疾控中心、精神康复医院、妇幼保健院、120急救中心等；而乡镇层面，则努力办好一所卫生院，并保证资金投入。同时，在卫生院中设立卫生科。村级层面则建立公共卫生员信息队伍制度，实行联村医生制度，对村卫生室、个体医疗机构实行处方、病历、发票、门诊日志、进药、收费标准“六统一”，使公共卫生覆盖到村。

　　诸暨人口106万，农民占90％。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使近90万农民享受到体检等健康服务。

　　“联村医生”很亲切

　　乡镇医院或卫生院的医生，不但在科室里接诊，还要下村巡诊，于是有了“联村医生”的头衔。

　　璜山镇有55个村，每个村都有固定的联村医生。周秀忠在璜山镇卫生院工作了10年，过去也常下乡，去哪里并不固定；现在是“联村医生”了，下乡的日子固定在每月3日、13日、23日，对口地是流霞坂村，工作任务也相对固定：接受咨询、宣传、合作医疗报销、诊治、转诊等，服务不收费。

　　诸暨作为浙江的农村医疗合作试点单位，28个乡镇都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63.9万人参加，今年为农民报销了3400多万元医药费。联村医生代办报销，就省得农民们往乡镇卫生院跑了。流霞坂村离镇卫生院3公里左右，每每见到周秀忠到村里来，大伙儿很亲热。周医生除了日常巡诊，还多是为中风等重症病人诊治、为农民体检，还能做心电图、B超等体检项目。

　　自从当上联村医生，周秀忠比过去忙多了，3个月来只休息了一天半。“虽然辛苦，但是和农民们更亲近了。”周秀忠说。天长日久，流霞坂村的村民到医院看病首先就找“周医师”———医院里有个熟人，放心。

　　“卫生服务站”办到家门口

　　抵达璜山镇中市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时已近中午，冬日的阳光暖融融的。卫生站设在一幢民宅的底楼，三间房，一间是药房，另两间作为医生办公室兼输液室。

　　黄佰义身穿白大褂，正在招呼病人。原先在诸暨，村级卫生诊所都是私人开的。黄佰义以往就是中市村私人诊所的医生。自从实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村一级逐步建起“六统一”卫生服务站，这些站有的由私人诊所转制而来，有的直接由各乡镇卫生院来办。黄佰义的诊所，就属于转制的一种。

　　问起转制后的感受，黄佰义深有感触：“原先诊所就我一个人，一间房。现在不同了，乡卫生院派来了站长、医生和护士，我只负责看病，不用管杂事，省心多了。”

　　服务站里正有一位村民在输液，他说他是邻村来的，到这里看病方便。黄由桥站长说：“服务站的医生都住站，有病人随叫随到，几乎就是24小时服务。所以，周边村民看病都乐意到这里来。”

　　中市村支书黄德明告诉记者，村里有1000多人，有了由乡卫生院统一管理的卫生站，看病就在家门口，省钱省力又放心。

　　“公共卫生信息员”在身边

　　许丽英在中市村委会当妇女主任有14年了，这位老主任没想到也摊上了个新工种———公共卫生信息员。

　　信息员的任务很简单，具体负责村一级传染病疫情、家宴管理、儿保、妇保、预防接种、无证行医、食物中毒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信息报告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第一手资料，为及时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赢得时间。

　　在农村，群发的公共卫生事态最大的可能是出现在家宴上。所以，村公共卫生信息员一般都紧盯着各户家宴的动态。“如果有家宴5桌以上就要上报。前一阵，有人设家宴十几桌，我上报后，乡防疫部门立即派员对家宴卫生进行检查，做到了预防在先。”许丽英说。

　　周满忠感叹：“对于群发性的卫生案件，过去我们总是出了事再来处置，造成的损失其实是很难弥补的。现在有了信息员制度，就可防患于未然。信息员每年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政府投入不多，却让村民们心里都踏实了。”

　　《华东新闻》 (2004年12月31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