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嵎生
我喜爱酒，更喜爱茅台酒。因为工作原因，我饮酒很少过量，但因为确实喜欢，在外交宴会上，得了个“品酒专家”和“茅台代表”的美称。在我几十年外交生涯中，茅台伴我书写出不少友谊佳话。
在哥伦比亚，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茅台酒，就好像知道他们自己国家的名牌咖啡一样。不少高级将领、企业家和外交官，只要看见茅台酒，就绘声绘色地讲故事给我听，说当年在巴拿马国际评奖会上，中国茅台酒起初如何不受重视，后来中国商人如何怒摔酒瓶，香气四溢，一举成名；还特别强调茅台酒誉满全球是从哥伦比亚开始的，因为巴拿马1903年才从哥伦比亚独立出去，当年中国的茅台酒瓶是摔在哥伦比亚的领土上。就这样，不知不觉，茅台为我同哥伦比亚各界人士之间作了不少友谊的铺垫。
当时的国防部长包特罗上将是我官邸的常客。我偶尔也去他家回访。他喜欢酒，对世界名酒了如指掌，对茅台更是情有独钟。有时他请我喝上等的洋酒，他自己则喝茅台，说有了“飞天”茅台，什么“皇家礼炮（一种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路易十三（上等的法国白兰地）”，统统靠边站。有一次，我把大使馆三种好酒都放在同样的杯子里，问他哪一杯是茅台。他十分认真地扫了一眼，接着又闻了一下，马上挑出盛着茅台的那杯，先品尝了一小口，然后一饮而尽，笑着对我说：“这难不倒我，茅台的色、香、味都很独特，是其他酒没有的。”大家笑他不放过任何喝茅台的机会，同时，也佩服他的鉴别力，称他为“酒圣”。渐渐地，通过茅台这个“红娘”，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中国使馆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
1990年，哥伦比亚安全局在境内发现了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要求缉拿的经济罪犯桑继辉，并将他逮捕。根据哥伦比亚法律，安全局对抓捕到的嫌疑犯必须在限期内处理。该局局长马沙将军提出，把他移交给中国大使馆，要求我们在24小时以内接收，否则他们将把他驱逐出境。这实际上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我们接收后，如何看守，如何押解回国，路上转飞机和停留会不会出事，一系列问题，我们都没有把握。但如果让安全局把他驱逐出境，就等于又把他放跑了。正好这天晚上包特罗将军来我们官邸共进晚餐。我知道包将军同马沙将军私交甚笃，便趁机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进行试探，建议安全局派一名有经验的警官，大使馆派一名外交官，共同押送桑犯回国；并请安全局的警官负主要责任。包将军认为可行，表示次日一早就去告诉马沙。就这样，中哥双方官员合作，顺利地把桑犯押解回国，并追回了他卷走的部分赃款。
包将军喜爱茅台，还有一个“舞剑”的趣闻。1991年，包将军作为国防部长访问中国。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用陈年茅台“飞天”招待他。晚宴上，中国的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向他敬酒，而且，一敬就是三杯。包将军来者不拒，一个人就喝了一瓶多。宴会结束时，他向秦部长赠送哥伦比亚武装部队的指挥剑。他打开剑盒，“唰”的一下抽出亮闪闪的宝剑，借着几分酒意，情不自禁地舞了起来。这一来，所有在场的人，特别是警卫们都紧张起来。我赶忙上去解围。包将军顿觉自己有些失态，立即收起剑，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把剑献给了秦部长，并且对我说，请放心，没事，茅台是好东西，它让我兴奋，使我有醉意，有点飘飘然，但头脑清醒，醉不倒。说罢，他笑了起来，在场的人也都乐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出使尼日利亚。有一天与苏联大使共进晚餐。我知道俄罗斯人喜欢酒，但当时戈尔巴乔夫明令禁止苏共党员喝烈性酒。为了尊重对方习惯，我让服务员只上葡萄酒和饮料。不一会儿，我发现苏联大使有点神色不安，好像期待着什么。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陪同的苏联公使悄悄告诉我，大使可能想喝点茅台。我说，我有茅台，没敢上，听说戈尔巴乔夫有禁令。大使马上转过头同公使商量，说“准备明天在大使馆党委会上检讨吧”。公使接着说，“我不说，你不说，有谁知道！”于是，服务员开始上茅台。酒至正酣时，苏联大使打开了话匣子，说酒是很好的东西，特别是苏联的伏特加和中国的茅台，它使人兴奋，给人灵感，又有益于健康，历史上所有禁酒的人都失败了，戈尔巴乔夫也绝不会成功！中国茅台是“挡不住的诱惑”，来，让我们再干一杯！就这样，他们冲破了戈尔巴乔夫的禁令。后来俄罗斯取消了这一禁令，俄罗斯APEC（亚太经合组织）高官来北京磋商，我们总是在一起品尝茅台，畅谈茅台。
《人民日报》 (2004年12月31日 第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