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日前宣布，明年将研究适当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结构。有关专家预测，明年我国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将会扩大，而对歌厅、迪厅、高档时装、高尔夫球场等方面的“奢侈”消费行为可能会开征消费税。（见《北京日报》12月28日）
近来，关于对奢侈品征收消费税的争议一直不断。尽管有关部门一再说明开征奢侈品消费税并无其事，但是还是挡不住舆论的一番番求证。那么，为什么公众如此关注征收奢侈品消费税呢？有关人士早就指出，当前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结构性改革阶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善消费税，将一些高档的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
我国现行消费税征收范围不尽合理，存在着征收范围“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如果说护肤品、护发品、啤酒等消费税应税商品，前些年还是奢侈品的话，现在已经是大众消费的日常用品，对其征税已经体现不出消费税的开征意图，反而限制了人们的日常消费，这就是消费税的“越位”问题。我们知道，消费税的开征意图是调整产业结构和引导消费方向，换句话说，就是抑制一些国家不鼓励的消费行为，那么，仅仅把一些奢侈品列入征税范围而不包括奢侈消费行为显然是不合理的。没有把保龄球、高尔夫球等列入征税范围，缺乏抑制超前消费的手段。
国家税务总局研究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很可能意味着消费税征税范围将会扩大，同时对一些过时税目进行调整。而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扩大，主要是指对高档消费品的征税范围扩大。由于奢侈品的界定具有时效性，那么消费税的应税范围也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应改革。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不管人们对奢侈品持何种态度，奢侈消费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总存在着一个适当的范围。对个人来说，过度奢侈会引起贫困乃至失败，可能会造成未成年人陷入困境，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对社会来说，过度奢侈就是浪费，会造成资源的枯竭，更严重的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使得奢侈消费行为成为带有歧视性的消费行为。笔者以为，这也是公众强烈关注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奢侈品消费税不仅可以看作是对奢侈消费进行限制的社会需要，也可以看作是人们之间进行协商的交易行为。在笔者看来，“开征奢侈品消费税”的新闻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它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平的调节作用，包含着人们对贫富分化的不满，这很大程度上是对不合理的贫富差距的不满，而不是对存在分层的不满。社会公平包括具有明显递进性质的五个层次，即人格公平、机会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公平和心理感受公平。开征奢侈品消费税可以给公众带来心理感受上的公平。
事实上，现阶段，我国出现的奢侈性消费并非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消费行为，而带有一种自我炫耀的成分。任其成为社会风气的话，对社会来讲，不见得是好事。在消费方式上的挥霍性、奢侈性消费与维持起码的生存所必需的生存性消费之间的矛盾也是利益冲突的反映。这种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不仅能伤害到个体利益、局部利益，而且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
不少媒体还报道了奢侈品纷纷进军中国市场的消息，结合这点，我们更容易理解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意义所在。(稿源：红网)(作者：朱四倍)(编辑：闵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