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开始爱国的时候

　　至少我认为之连岳专栏

　　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从宗教到哲学再到科学，都在重复这个观点。宗教认为，相对于全知全能的“神”，人只有可怜的局限性，没有资格骄傲。而哲学早在苏格拉底时代，就说出了著名论断：我惟一的知识就是知道我是无知的。

　　科学更是通过波普尔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不断地提醒公众：人类的知识，在任何时期，恐怕都只能粗略估计两三年以后的事情，再长久的未来，就完全“测不准”了。所以，人类必须自由，才能找到无穷的发展可能。再先进的科技手段都只能掌握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我们现在连海啸都还不能准确预报，就别说其他更深奥的现象了。真正的科学家，每天经历这种“无知”的震撼教育，往往比宗教家们更能理解所谓的谦卑，一般不会胡言乱语，画饼充饥。

　　这条常识极其重要，它不会让我们狂热，使我们更重视当下的作为，不把有限的智力与热情浪费在遥不可及的未来美景——沉迷于这种幻象类似于吸毒，有快感，却没有能力。我很抱歉花以上的篇幅重复许多人都知道的常识。那是因为很多“学者”不遗余力地要将这条常识从公众的思维中删除，他们甚至都敢告诉公众75年以后的事情。

　　周其仁教授近来为两个数据所着迷，一是“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可以向美国叫板”；二是听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75年以后的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以此为论述基础，周教授成为最近热度增加得最快的“学者”，他的热度如果以这个速度持续增长，75年以后，他将成为太阳系内最热的物质。

　　昨天，个论版薛涌先生的文章指出了周其仁教授计算方法的错误与矛盾。我想，即使周其仁教授看到薛涌先生的文章，回家温习了数学，修正了计算方法，他以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并乘以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增长率，最后一定能正确算出在某一年中国可以“叫板”，可以“最大”。问题是，这样除了让大家上一回小学算术课，有什么意义呢？75年以后的事情，是无法计算的，要用那么久远以后的“世界霸主地位”来让自己爽一下，不过是经济学意淫。

　　原来姜昆有个相声，说是看到孩子的应用题，一个水池，进水龙头打开，六个小时可以灌满池子，而出水龙头打开，十个小时可以放空池子，问两个水龙头同时打开，多少时间可以灌满水池？姜昆说：这不是浪费水，吃饱了撑的吗？

　　周其仁身为教授，为什么爱做这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简单算术题，把自己的智力降格为“吃饱了撑的”呢？可能他想通过这种行为确立他的“政治正确”，我算出了75年以后中国“最大”，这就是爱国经济学；我的观点就更具有说服力。这种背离常识的判断，他这种经济学家干得越多，遮蔽民智的胡话说得越动听，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隐忧就越大。周教授还是多多看看现在的经济实况，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75年以后的事，交给上天去计算吧。那时候，说不定天下大同，没有了“最大”，也没有“最小”，学者这个职业倒是还有，不过他们都在诚实地做学问。

　　本期专栏作者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连岳：专栏作家

　　【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