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场会议 光照千秋——纪念猴场会议70周年

　　今年是猴场会议召开70周年,也是中央红军入黔70周年。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红军长征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起了新的升华。猴场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进抵乌江南岸时,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的一次会议。猴场会议在黎平会议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转兵贵州,进军黔北,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作了进一步的准备。猴场会议,以其重要的作用而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1933年10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扩大侵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的大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以上的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步步推进的战术,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时,毛泽东已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面对敌人空前规模的军事“围剿”,“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置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于不顾,极力夸大革命的形势,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抛弃了红军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指挥红军采用冒险主义的“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实行“正规战”、“阵地战”,不顾敌人在装备上、人数上优于红军的实际情况与敌人拼消耗,从而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使红军善打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无法发挥。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均调回后方。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遭到更加严重的损失。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博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后方机关,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瑞金、雩都、长汀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先派遣红六军团西征,一方面打乱敌人的部署,一方面给中央红军长征探路。1934年8月,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发,经过湘南、桂北和黔东南,于10月23日到达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与红三军(红二军团)会师,然后进军湘西,发动“湘西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计划到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蒋介石在中央红军西行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虽然英勇奋战,但损失很大,至1934年12月初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二,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少至3万余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中央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调集重兵在通道的以北堵截;而在中央红军的背后,尾追红军的桂军也紧随到了通道以南的湘桂边界。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果仍按李德等人的主张,实施湘西会合计划,红军就会走进虎口,很可能招致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转向西,到敌人防守力量较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并主动创造战机,争取打几个胜仗,使苦战两月跋涉千里的红军能够稍事休整。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赞同。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的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决了李德等人的湘西会师计划。中央红军遂改变前进方向,由通道进入贵州境内。

　　1934年12月18日,为了进一步讨论红军前进的方向问题,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和博古等。会上,“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仍坚持要到黔东北和湘西与敌人硬拼,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央红军向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部队的整编方案,决定将湘江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的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合编为红五军团;把中央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合并为一个纵队,统称为中央纵队。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按照决议精神,分左右两路纵队,向贵州腹地进击,把蒋介石围堵红军的十几万军队甩到了湘西。红军一路势如破竹:12月21日,攻占剑河县城;25日夜占领镇远;26日攻克施秉县城;28日占领新老黄平。两路纵队于1934年底分别进抵乌江南岸各渡口,准备强渡乌江。12月31日下午,中革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境内的猴场。

　　红军虽然抵达乌江南岸,但处境仍很不利。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由西至东横贯全省,江水湍急,两岸陡峭,险滩相接,形成贵州的南北自然屏障,自古称“乌江天险”。此时,前有黔军沿江各渡口布防;后有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追兵,倘若中央红军在乌江南岸耽时太长,敌军就会尾追而至,四面合围,必陷红军于背水一战之险恶境地。

　　但是,面对红军即将到来的又一严重局势,“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同意过江,仍主张与湘西红军会合,他们无视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不顾红军面对的险境,不执行黎平会议关于到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议,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仍坚持在乌江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为确保中央红军北渡乌江,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战略意图的实施,中央政治局于进抵猴场的当天(即1934年12月31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从12月31日下午一直开到1月1日凌晨,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主张。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事实上取消了李德、博古军事上对中央红军的错误领导。

　　1935年1月1日,中革军委向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直接指挥的红二师发出了突破乌江的指示。从1月2日至1月5日,经过广大红军将士的浴血奋战,红军3万多人马全部渡过乌江,历时不到一周,红军全线突破了敌人200余里的乌江防线,共击溃黔军6个团,歼俘敌500余名,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使黔军王家烈、侯之担自恃“红军必难飞渡”的“乌江天险”被一攻而破。

　　突破乌江战役,成为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较大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红军从此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当即发表了《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第一个战斗》的论文,对红军突破乌江的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是红军长征战史上的一次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战役。

　　突破乌江,黔北重镇遵义的城门洞然大开。1月7日凌晨,红军攻克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黔军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召开,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中央政治局在一个月内,继黎平会议之后,于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有着不可匆视的重要意义。

　　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关于渡过乌江、向黔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的精神,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重又提出的回兵湘西的错误意见。对此,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可见,“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红军进入贵州乃至乌江南岸时,仍没有放弃回兵湘西的原定计划。事实上,红军的战略转兵,是由通道会议提出,黎平会议决定,到猴场会议才从思想上到行动上最后完成的。因此,猴场会议对实现中央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猴场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批判和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军事错误。《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上做报告”,明确了部队的军事决策必须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从根本上摒弃了李德等人的独断专权。为此,周恩来同志曾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始了遵义会议。”猴场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一举突破乌江天险,攻战遵义。强渡乌江战役,就是在猴场会议排除了李德的指挥后,由党中央和军委集体领导直接指挥的第一个重大战役,也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重大胜利的第一个漂亮战役。突破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无疑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猴场会议明确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正确思想,实现了红军在战略上由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的转变。《决定》要求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要同蒋介石主力(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决定》强调“反攻”和“作战”的积极战斗思想,改变了红军长征以来消极避战的战略方针。这些无疑为尔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和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消极退却的错误,提出积极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猴场会议开始了红军创建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伟大尝试。《决定》指出:“必须要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要求红军指战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及其武装。红军打过乌江后,按照猴场会议精神,积极地宣传和发动群众,建立了桐梓坡农会和游击队,这是中央红军跨过乌江,进入黔北所建立的第一个农民政权及其武装,反映了猴场会议由决定变为现实的过程,后来红军在遵义、湄潭、桐梓等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一系列武装斗争活动,就是基于猴场会议“赤化”黔北的这个指导思想。

　　根据猴场会议精神,红军总政治部于会议结束当日起草并发出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指示》详尽分析了贵州白军的特点,指出其“士兵生活极端恶化,并受长官极残酷的、封建似的虐待与压迫”等等,并制定了瓦解贵州白军的宣传提纲和口号,如:“红军为解放贵州群众而来”、“苗瑶兄弟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红军欢迎贵州白军兄弟来当红军”等等。要求全体红军战士把这些精神“具体化、通俗化的深化到贵州白军士兵中去”。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再次发出《给中央军的黔军弟兄们的信》,鼓动中央军及黔军拖枪过来当红军,建立自己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这些文件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红军瓦解敌军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对于利用矛盾、瓦解敌军、消灭敌人,为红军打过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作了积极的准备。

　　猴场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践线,过去是我党我军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法宝,今天同样是我们搞好工作,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纪念猴场会议70周年,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密切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明确提出了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要进一步弘扬长征精神、继承革命光荣传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四中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深刻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切实增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树立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立足自身的实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探索,大胆实践,抢抓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而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不断促进我省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富民兴黔的伟大事业!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