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0年4月底的一天，晚11时。天气阴沉，星月无光。盐业银行和北四行储蓄会的职员和工友都已下班，整个银行和储蓄会都是静悄悄的。陈亦侯带着自己的司机杨兰波，将装着金编钟的木箱搬到黑色别克轿车上，运到北四行储蓄会，由胡仲文接应，并让事先指定的一名北四行储蓄会工友徐祥帮助搬运。
转运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由赤峰道盐业银行向左拐到解放北路，直接运到北四行储蓄会，这段路程不过几百米。第二次却绕了一个大弯，从赤峰道一直向西，经今营口道，南拐西康路到佟楼，再回返向东，经马场道，再折向北，到解放北路。绕行了几十公里，就是为了避人耳目。
金编钟转移到北四行储蓄会地下的一个小库内，这个小库不是正式的保管库，小库门很小，原来空着未用。藏宝之后，胡仲文把钥匙带在自己身上。事情安置好以后，陈亦侯和胡仲文的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默默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托到对方手上。他们还叮嘱杨兰波、徐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别人谁都不能说！”陈亦侯是开滦矿物局的股东，所以转天胡仲文很容易地令庶务买了几吨煤末，堆在了小库的门口，并关照人们不准动这些煤末，从此这个地下小库便沉睡在了煤堆之下。
金编钟的转移非常及时，就在金编钟转移后的第三天，日本侵略者又派了20多名军警，冲入盐业银行，以搜查枪支弹药为借口，几乎翻遍了盐业银行。日本侵略者还把陈亦侯“请”到日本警察署，说是让陈去参观，实际是把人软禁起来。于是传言四起，认为陈五爷（陈亦侯）被逮起来了。家里人也对他十分担心。日本兵搜查的结果一无所获，大失所望，不得不把陈亦侯放了回来。从1940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及其领事、特务曾多次盘查，陈亦侯、胡仲文及杨兰波、徐祥均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半句。
八年抗战，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老百姓刚刚张开笑脸，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又来到天津。他们以“接收敌伪财产”为名，行“劫收”之实，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孔祥熙在来天津“视察”之前，派他的一个秘书先行来为他“打前站”，同时也打听金编钟的下落。此要员是陈亦侯早年在京师译学馆读书时的同学，当他找到陈亦侯时，陈亦侯以攻为守，抱怨、责难之后，又向该要员大发雷霆：“你们把杀头的东西留给我，都跑走了，日本人要我的命。你们当时让我毁掉它，今天又来找我要！要找，你们去找吴大全（吴鼎昌），是他叫毁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吴鼎昌又是蒋介石的红人，盐业银行又是最大的私家银行，孔祥熙不好去找吴鼎昌责问，便只好不了了之。
没过多久，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来追问金编钟，他批示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出面查办，案由是盐业银行有人检举陈亦侯在日伪时期有附逆行为，金编钟属“敌伪产业”，照“法”应予没收，而陈亦侯本人应以汉奸治罪。金编钟是中国的国宝，怎么变成了敌伪财产，这是妄图得到金编钟而罗织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陈亦侯又一次陷入生死劫难关头。
李汉元（1897—1988），湖北南漳人，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国民党的少将，抗战胜利后调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1949年1月，天津解放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后为沈阳市政协委员。李汉元是陈亦侯的故交，陈亦侯曾用300银圆救过他一命。李汉元拿着那张拘捕令对陈亦侯笑道：“这回我要发大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