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涉嫌受贿数额可能高达数千万元。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处长潘晓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证实：侦查报告所列31万并非安最后确认受贿金额，只是部分已经可以确认的受贿事实。而安惠君是否涉嫌性贿赂，“不属检察机关侦查范围，因此没有提及”。
关于性贿赂是否入罪，在公众和司法机关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分歧。公众关注点在于，性贿赂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确实已经危及到了官场风气和社会公正，在某些情况下，“性贿赂”可以达到财物贿赂达不到的目的；就其诱惑力而言，其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有时甚至超过财物贿赂。因此，公众更多地还是希望这种行为能够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司法机关办案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也就是说，对贿赂的界定还仅限于财物。
问题是，法律规定固然不可突破，但是，如果现实要求法律必须对某一问题有所回应时，该不该对法律作出修改？笔者认为，对此应当进行充分的利弊权衡。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这一社会公害就一定能得到依法打击吗？
财物作为贿赂物，在两个维度上是明确的：一是数量可以查清（所谓折合人民币多少多少），二是证据不易消失，可以有财物和存折为据。这两点，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就是可以有效地计赃论罪。但是，将性贿赂纳入贿赂范畴之后，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用什么样的尺度来界定性贿赂危害性大小？比如财物贿赂，量的大小基本上可以确认危害性大小，也就可以据此施以相应程度的刑罚。但性贿赂就不同了，难道说能够用性贿赂的次数、频繁程度、时间长短等衡量？即使可以这样认定，那么技术上也存在问题：性本为私，你知我知，两个人一口咬定没有，别人又如何能确认？即使一方承认，如果另一方矢口否认，是否就可以确认？恐怕没这么简单，除非一方以讹诈为目的，留下了声像记录，就像电影《手机》中范冰冰饰演的武月为了得到主持人职位所采取的手段一样。但是，现实中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几率极小。而如果立了法却执行不力，对法律自身的权威性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人们为什么支持打击性贿赂呢？实在是因为性贿赂导致的不良后果，而不是性贿赂本身。而主张为性贿赂立法，无疑是混淆了两者的界限。
因此，是否性贿赂，实在是私人的事，任何人包括法律都不应该过问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其危害到社会公正时法律就不会管。法律采取一种防御性姿态，对其最终的危害后果进行惩罚，就这个问题来讲，恐怕是更为理性的选择。(稿源：红网)(作者：王希忠)(编辑：闵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