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知识分子女英雄

　　在“公众”一词与“知识分子”一词之间，落下或应落下一道阴影。有教养的才智之士的生活，应是私人、缄默、谨慎的：其大多数的庆祝，将发生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因为当孤独的读者注意到诗中隐蔽的意象，或虔诚的文本中渎神的笑话，或监狱日记中秘密的讯息，而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那一刻是没有掌声的。这种个人快乐，只有当同一读者变成了作家，以及经过长时间斟酌，在黎明时分找到最贴切的字眼，或撕下伪装的面具，或发现恰当、潜伏的文学联想，或达到讽刺独裁政权的效果，才比得上。

　　二十世纪的不寻常之处，也许在于它迫使这一类人离开书桌和书架，进入公共辩论场所。回顾一下，我们发现我们并不太尊敬或钦佩那些仅仅生存下来的人，或那些保持私人生活不受打扰者。我们受恩于这些人，也许多于我们所知道的，但我们却很难把他们视为楷模。我们的英雄和女英雄是那些既有才智又有参与的人，从奥威尔到加缪和索尔仁尼瑟。(确实，这两种特质的结合，也产生了许多蠢人和恶棍，从塞利纳到萧伯纳，而萨特也许占据中间地位。)

　　苏珊·桑塔格一生有极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追求私人快乐中度过的，这种追求是通过阅读和企图与其他人分享阅读的愉悦。对她来说，文学消费这一行为，是文学生产这一行为的慷慨父母。她是如此感佩她所阅读的那些美妙的作家——开始于她少女时代对杰克·伦敦和托马斯·曼的着迷，最终筑起一座她所心爱的、几乎是博尔赫斯式的图书馆——以至于她几乎羞于把自己的散文奉献给读者。看看她的产量，你就知道她绝非多产。

　　如果情况似乎不是如此——她似乎总是在某处发表或出版作品——那是因为她极其灵巧地校准她干预的时间。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肯定得有人就美国流行文化的能量和活力说些值得注意的话。而这个人，大概不会是《党派评论》旧人马中的任何一个灰白鬓毛者。桑塔格那些关于“高级文化”收益不断递减的生气勃勃且富于同情心的随笔，是一个依然有传统意识且认真看待高级文化的人写的，且这个人有足够的实力在《党派评论》发表。她敏锐地认识到摄影的重要性，这点现在似乎是公认的了(而这是真正的开拓者的确切标志)，而她的《关于“坎普”的笔记》是为了纪念奥斯卡·王尔德的，后者的严肃与颠覆的巧妙结合永远是她的灵感，而我忍不住要补充说，没几个女性作家能够这样。

　　再者，在一个有点目光偏狭的时代，她是一位国际主义者。有一次我听到有人颇有点牢骚地说她是美国文化的“官方接待员”，因为她总不忘推介其他地方和社会的作家。这项指责，犹有荣焉：她——还有菲利普·罗思——做了大量工作，使美国人熟悉切斯瓦夫·米沃什、达尼洛·基什、米兰·昆德拉和捷尔吉·康拉德。当终于成为匈牙利总统的小说家阿帕德·根茨应邀访问白宫时，他要求在他的贵宾名单中包括桑塔格。很难想像任何其他美国作家或知识分子，会像苏珊那样在本周被如此真诚地悼念——从柏林到布拉格到萨拉热窝。

　　提到上述最后一个名字，我不能不说另一件事：这就是道德的和具体的勇气。一九八二年初在纽约，当她站到台上谴责波兰的军事管制是“带着人类面孔的法西斯主义”时，那真是需要一定的胆识的。这句旨在挖苦的话，把那些主导着左派知识界的人气得脸色发紫。

　　她的坚忍，是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亲眼目睹的，并常常成为其他人坚忍的动力。她曾长期与一次接一次的肿瘤和肉瘤作斗争，并且总是走在冒险接受任何新疗法的前沿。她关于疾病和宿命的著作，以及她坚决拒绝接受失败，是鼓舞人心的。同样鼓舞人心的，是她不知花多少时间鼓励和忠告其他病痛者。

　　连同她那一眼就被认出的黑发中的一抹白发，和她那富有领袖魅力和艰苦旅行的风格，她达到一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名人的地位，却没有任何伴随而来的乏味和肮脏。她坚决不谈私生活，也不迁就那些猜测者。她最接近泄密的一次，是一九九九年在长篇小说《在美国》首发式上，她提到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奇》时，似乎是想说她唯一的一次婚姻是一个错误，因为她很快明白到“我不仅是多罗西娅，而且几个月后嫁给了卡素邦先生”。

　　萨穆尔·约翰逊说，当一个人发表葬礼演说时，他不受宣誓约束。我觉得，此话包含的假设大有商榷余地，因为它带优越感地原谅那些“对于死者唯有赞美”者。苏珊·桑塔格会愤愤不平、虚张声势或理气直壮吗？极有可能会。在六十年代，她自己曾说过和做过愚事，后来又曾收回她关于白“种”人是“肿”瘤的臭名昭著的话，理由是这样说伤害了癌症病人。在我看来是一次令人吃惊的失误中，她企图对“9·11”袭击作显然不适合于这次事件的定性：“具体(原文如此)的美国结盟和行动的结果。”即使是“一般”，在那个句子中也嫌太糟，但她了解不足。她说她不读关于她的著作的书评，而显然她是有读的。有时候要告诉她任何事情或使她承认她不知道某些事情或未读过某些东西，是非常困难的。(译按：希钦斯原为左派，“9·11”之后转而支持伊拉克战争)

　　但是，哪怕是这种不安全，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果说她偶尔有点悲观，放出一个试探气球，稍后又放掉它的气(例如她改变对莱尼·里芬施塔尔的电影美学的看法)，这种杂乱也仍令人觉得好奇和有生气。约二十年前，在纽约市中心，我曾看她与翁贝托·艾柯在台上讨论。艾柯有点儿得意洋洋——他宣称他最喜爱的小说是《洛丽塔》，因为他可以想像自己扮演翁贝托·翁贝托的角色。苏珊被迫对“博识者”一词作出界定，但她显然既甜蜜又严肃。“做一个博识者，”她宣称，“就是对一切感兴趣——以及对其他一切不感兴趣。”她永远设法做得太多，然后做那似乎不可能的事：逗留至辩论和讨论的最后，说最后一句话，然后早早去睡，然后不睡继续看书，然后早早起床。她喜欢尝试新餐馆新菜式。她不能忍受任何冷酷无情或沉闷乏味或冷嘲热讽的人，不管对方是老是少。她将近六十岁才冒险写大部头小说，然后发现她获得全新的生命。她以巨大的毅力和定力抵抗最后一场恶疾，因此，我原想把她说成是肯定生命的人，此刻却突然感到灰心。但无论如何——死亡你别骄傲。

　　文：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译：黄灿然

　　译按：希钦斯是英裔美国著名杂文家，此文原载网上杂志《写字板》，译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