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亦侯盯着李汉元手中的拘捕令,反问道:“你觉得它值多少钱？”李汉元笑道：“我看它就值一根火柴。”说着，他划着一根火柴，将拘捕令点着，顷刻间拘捕令化为灰烬。他对陈亦侯说：“你放心，戴笠那里我去应付。”老友的担保，使陈亦侯躲过了军统特务的毒手。
国民党在重点追查陈亦侯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开展攻势。当时的天津，马路上到处张贴布告，规定凡检举匿金银者，奖给价值的70%，知情不举者罚两倍。这种优厚的奖励和沉重的处罚，对知情人来说既是很大的诱惑力，又是很大的压力。
对胡仲文来说，他的心理压力，比金编钟还要沉重。他又何尝不是面临着巨大压力和诱惑。国民党的政要们，哪个不想把金编钟掖进私囊，掠为己有？搜查不到金编钟，他们不会死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年，盐业银行曾有人侵占了几十件古玩，跑到美国成了富翁。假如胡仲文携带金编钟等珍宝到国外，既免除了提心吊胆的日子，又会成为富翁中的富翁。但是，胡仲文没有这样想，对他来说，比金子更贵重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之心。多年来他担惊受怕地保护国宝，绝非为了个人。他盼望着中国的乌云早一天散去，中国人民早一天由黑夜熬到天明，到时候自己能亲手把属于中国人民的国宝交还给人民。
还有那两位共同保守着金编钟秘密的普通工人，他们的内心重压不比两位经理轻，而他们个人的生活也更加艰难。日本法西斯统治8年，使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虽然他们在银行工作，但沦陷时期，没人储蓄，银行近似关门一样，银行发不出工资，每个职员每月只能发给小米和煤球，作为生活补助。只要他们打个电话，或写封信，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然而，他们没有这样想，也绝不这样做，他们是真正的在压迫下不屈服、不为金钱所动的好汉！
解放前夕，陈亦侯到上海。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私营企业歇业3天。天津刚解放时，社会秩序混乱，金融投机倒把活动仍在进行。此时，胡仲文又在做什么呢？
这时，胡仲文在开列着金编钟等国宝的清单。他深知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1月18日，在天津解放的第3天，也就是金融企业开业的第一天，胡仲文就把清单函呈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献出了由他们秘密保护了9年的金编钟，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这一次协助中央电视台在拍摄电视片时，我查到了有关存档。1953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给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函（京业字第834号），有这样一段话：“查该批古物在‘五反’运动中经北京市节委会人民法庭判决，全部没收，应即转交中央文物局归库”。
看起来，胡仲文的上交清单与“判决没收”似乎有矛盾。其实不然。上交是1949年1月18日，“五反”运动是1952年开展的，从以上函中看，北京市节委会人民法庭判决当在1953年。经查档案资料，在“判决”之前，1951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就会同天津分行及盐业京津两行负责人，对这批珍宝共同进行了检查。在几经周折才找到的当时清查记录中写着：“出席人员有：人行李春荃，董事长张伯驹、陈亦侯，北京行徐宗泽，北京行工会吴经英，天津行颜师鲁、刘鹤荪、徐绪堃、田灼三、王理中，津行工会李文康、母金章。检查后进行了封存。”
如果胡仲文不呈报，不知道金编钟保藏在何处，哪来的检查呢？由于军管会金融管理处负责人郭恒久同志已经故去，胡仲文呈报后，军管会是如何动作的，其细节已无从得知。据向原军管会金融管理处有关同志调查，当时他确实听说过金编钟这件事。呈报、检查、判决、提取、归库，是金编钟“完璧归赵”的几个不同的程序，呈报、检查后，经过“判决”的法律程序后，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才于1953年9月24日，特派包启恒持函，会同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王毅、谢元璐及前盐业银行代理经理徐永泽，来天津办理提取手续。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于1953年9月28日，发函给津合营分行，希望津合营分行开给出门证明，交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以便启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