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力
走进意大利佛罗伦萨街头的“玉园”餐馆，餐厅里正在播放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没想到在国外还能听到刀郎唱的歌。我对刀郎的歌比较喜欢，是因为他唱的歌多数充满“西域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曾在新疆工作了六年，听他一唱不由激起对青春年华的回忆。
特别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一首，每次听到歌曲的第二句：“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我都会感到心动，眼前总是一下子浮现出三十八九年前乌鲁木齐的“八楼”和这座大楼前的二路公共汽车。“八楼”指的是新疆的“昆仑宾馆”，高达八层，所以大家都叫它“八楼”；当时“八楼”是乌鲁木齐市里最高的建筑，加上附近很空旷，“鹤立鸡群”的它显得格外地高大。二路车是经过“八楼”下的一趟公共汽车线路，那时的公共汽车的式样，跟长沙现在跑的普通公交车差不多，车站的站牌比现在简陋，一根铁棍子上面挂个印了站名的铁牌子。
“八楼”和二路车对我和我爱人阿梅来讲，都是值得记忆的，因为我们当年的“恋情场”中就包含了它们。
阿梅是1965年6月23日从天津一所学校分配到我们新疆兵团非金属矿公司的，那时我是公司机关办公室的一位小小办事员。这年7月初，建材部和兵团联合组织了全国非金属工作会议，会议就在“八楼”举行。全体代表参观石河子新城，是会议的最后一项内容，出发的前一天，公司领导让我通知了天津刚分配来的几位男女同学，明天都跟着去参观。第二天，我又专门到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站前接他们，我在站牌子下等了一会，就见到阿梅和其他同学从车上下来。阿梅的个子是女孩子中最高的，见到我，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这是她给我的第一个微笑。
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67年2月，我患急性流行性脑膜炎住在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的第二天，阿梅拎着水果到病房看我来了。我知道她是乘二路公共汽车来的，我们公司门口有二路车的站，这趟车经过“八楼”后好像再坐一两站，就到了医学院。那个时候正是“文革”处在所谓“一月革命”的阶段，是最混乱的时期，公共汽车的玻璃被损坏不少，可以说没有几辆的车窗玻璃是“囫囵”的，虽说可敬的司机和售票员们坚持保证每天上班，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方便，可在零下20几度中乘四处漏风的公共汽车，车子一开，冷风一灌，人穿得再多也被冻得够呛。阿梅来看我，不仅要顶着寒冷，更要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可是她来了，她是身穿厚厚的大衣，戴着大头巾和大口罩乘车来的。她走进屋，那被冷得发红的脸上，露着淡淡的微笑。这个微笑对我来说，如同在冰雪中见到了温暖的阳光。这片“阳光”在我生病的时候一直温暖着我。我总共住院九天，很多同志都来看过我，但每人最多是一两次，阿梅却看过我10次，最后一天是她上午来看过我一次，给我削了水果，下午和其他同志一起接我出院。从此，我们两人便开始恋爱了……
我们的恋爱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因为阿梅的爷爷是“资本家”，而我是老革命的后代，已在兵团后勤部政治部当干事的我，正受到组织的重视，要培养我当政治部的秘书。老革命的后代、革命的“好苗子”怎能跟“资本家”的后代结合呢？不少人劝我“正确对待婚姻大事”。但我觉得自己的一生不能没有“阳光”，坚持跟阿梅不变。好在政治部主任袁国璋同志不想拆散我们，可在极“左”的气氛中，又不能不有所表示，袁主任想来想去，决定让我到宣传科搞通讯报道。从近处想，那个年代对搞宣传的“出身要求”不那么严，我和阿梅的婚事也不受影响；从长远发展想，袁主任说我个性太直，最好别走“官路”，我又喜欢写东西，以此为职业最好不过。我调到宣传科后，就开始了我的新闻生涯，从通讯干事做起，慢慢地走上了专业的道路，成为了省报记者。从事新闻工作后，我才真正地“找到了自己”，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能走上记者的道路，能够找到自己终生热爱的事业，真还得感谢阿梅的家庭出身。而这个最初的感谢，则应该从刀郎歌中的“二路车”和“八楼”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