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在“郎顾之争”中聪明地保持了“策略性沉默”之后，厉以宁教授终于耐不住寂寞，选择“圣诞节”这个大喜的日子，登台亮相扮演为富人派送礼物的圣诞老人的角色。他在北大第七届“光华新年论坛”上谈到税收问题时，用相当严厉的口气指出：“靠实行高税率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很不足取，必须坚决摒弃”，“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
厉教授的谈话给我的直觉印象就是：“无的放矢！”有谁说过要“靠实行高税率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吗？没有！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有任何这方面的苗头吗？也没有！不仅没有，而且在和个人的贫富程度最密切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统计表明，绝对不属于“富人”的工薪阶层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占了全国“个税”总额的70％以上，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了80％———在这种状况并无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厉教授的严重指控不是无的放矢又是什么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富有者多交一点税也是完全合理的。这里牵涉到了一条相当著名的税赋原理就是“受益原则”。这一原则认为，你从政府那里享受到的服务越多、质量越高，你缴的税就应该越多。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原则与厉教授最担心的“杀富济贫”以及“分配平等”完全无关，只不过像是一种普通的交易：因为你多吃了糖果，所以你要多付钱。
常识告诉我们，富有者的确比贫困者享受了由政府提供的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比如，富有者大多都有私家车，因此比无车的贫困者更多地享受了公共交通方面的便利与服务；再比如，富有者后代一般可以享用水平更高的公共教育与卫生资源，而贫困者的后代相对享用较少；由于富有者的总体财富远高于贫困者，因此在国家对全社会提供的无差别的公共安全服务中，富有者自然也占有更大的份额——富有者既然占尽了便宜，多交一点政府赖以正常运转的税，不是于人于己都有利吗？不是正符合厉教授极为推崇的“双赢”吗？
以厉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泰斗”地位和精深素养，这次为什么会犯这样幼稚肤浅的低级错误呢？我思前想后，觉得原因还是要从近两年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中去找：自从两年前，相当聪明的张维迎教授以过分聪明的方式提出了“特赦论”之后，原本可以在历史的混沌中蒙混过关的资本“原罪”问题极为难堪地浮出了水面；而2004年的“郎顾之争”，使更多的民众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这样富起来的！”经过这样两场大讨论之后，所谓“勤劳致富”、“经营致富”的美丽神话先后破灭，最具历史使命感的厉教授首先感到了危机，便预制了“杀富济贫”的大帽子，操之在手，严阵以待批评者———由于立场决定观点，经济学的常识也就只好抛诸脑后了。
笔者曾撰文谆谆劝告富有者们不宜变本加厉，因为“原罪”问题也好，其他问题也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都可以通过对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作出贡献的方式得到解决。但从厉教授的此次演讲求助于“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的落伍做法，是典型的变本加厉。近两年来，偏爱富有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频频失手，不断给富有者们帮倒忙，真是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