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大学生参加捐髓活动并与一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却在家人压力下被迫临阵悔约(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02日11:31 广州日报大洋网

　　新闻回放

　　据报道，2003年，保定某高校女生陈佳（化名）参加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俗称捐髓）活动，2004年，陈佳的造血干细胞血样与一位北京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但红十字会与她联系时，陈佳却由于家人极力反对而表示拒绝捐献。捐髓临阵悔约引出的法律、道德问题如何求解？

多棱镜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使善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恶作剧’、成为‘恶举’的，肯定不是因为当事人及其家庭缺乏同情心，而是全社会对基本医学常识的无知使然。”

　　“一般的违约可以要求强制履行，但捐献造血干细胞涉及人身，这在法律上是不适于强制履行的。”

　　惋惜　请不要漠视他人生命

　　佛家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然而现实生活中，造血干细胞捐献中屡屡出现的悔约现象，该让佛祖扼腕叹息了。

　　众所周知，对于白血病这样的绝症，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找到与患者相匹配的造血干细胞血样，而这种配型成功的几率仅为十万分之一甚至更低。因此，当干细胞配型成功后，捐髓者的悔约退出意味着白血病患者好不容易寻觅到的求生希望瞬间破灭，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只能眼睁睁地远去。这种漠视他人生命的行为，不仅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奉行的“仁爱”之心背道而驰，而且也与我们的社会道德不符。最起码的一种诚信准则，也在捐髓者的出尔反尔中彻底沦丧。

　　不过，笔者也无意苛责捐髓者的“临阵脱逃”，毕竟他们当初能自愿将造血干细胞血样存进骨髓库，已是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表明他们心存爱心。某些捐髓者的突然“悔约”，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外界的干扰和压力，如亲人的不解和阻拦。看来，如何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准，在全社会散播爱心，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小茜）

　　建议　立法：鼓励而非强制

　　陈佳的爽约，对于北京白血病患者来说，无异于大海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没了；而陈佳也面临道义、乃至法律上的质问———她是否必须信守诺言？法律对此是否有强制性要求？如果没有，要不要进行立法？其实陈佳的悔约不是个别现象，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反悔率达到了20％，因此这三个问题更需要有个答案。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行为在法律上是一个赠与合同。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信是《合同法》的原则。当赠与人作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的意思表示，而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时，合同即告成立，但《合同法》为什么要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第185条）呢？这是因为捐献不是等价有偿的，它必须基于完全自愿；某种程度上，自愿原则优先于诚信原则。

　　《合同法》第188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北京患者能否据此要求陈佳捐献呢？笔者认为不行。首先，可以要求交付的只是“财产”，而造血干细胞属于身体的一部分。其次，一般的违约可以要求强制履行，但捐献造血干细胞涉及人身，这在法律上是不适于强制履行的。

　　否定了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就注定要无所作为。国家鼓励公民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必须建立鼓励体制、补偿体制和奖励体制。《献血法》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黄楚慧）

　　第三只眼

　　相比缺乏同情心

　　更可怕的是无知

　　从道德与法律两方面看，这类捐献者临阵变卦的事，争议颇多，目前也很难单纯靠法律来强制，或者从道德上一味谴责。或许，目前更有效、更紧迫的是，如何消除捐献者的无谓恐怖感。

　　本来很简单、对身体也不会有什么明显伤害的一个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善举，却因家里人误以为“要在脊骨上打洞”、百般阻挠而无疾而终，这实在令人喟叹。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使善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恶作剧”、成为“恶举”的，肯定不是因为当事人及其家庭缺乏同情心，而是全社会对基本医学常识的无知使然。

　　由此，更引人深思的是———在慈善事业的宣传上，我们的医疗机构也好，媒体也好，该如何真实、及时地向公众传播信息，从而消除愚昧、无知与偏见，确立科学的慈善观。（敏于书）

　　（来源：广州日报）

某大学生参加捐髓活动并与一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却在家人压力下被迫临阵悔约(图)

某大学生参加捐髓活动并与一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却在家人压力下被迫临阵悔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