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编钟入藏故宫博物院

　　1953年，金编钟运至北京后，文物部门转交故宫博物院，在珍宝馆正式展出。这套金光闪闪的金编钟，在流落民间25年之后，又回到了它的故地。这25年间，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见证了封建王朝复辟梦的彻底破产，见证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但金编钟这段历史却一直没有公开披露。用生命保护金编钟的陈亦侯、胡仲文等，也没有公开张扬，他们把护宝、献宝的事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据胡仲文之五子胡宗安回忆：家中有一副他父亲最心爱的对联，几次搬家都带着。上联是“万事长存知足念”，下联是“一生多是让人时”，横批为“知足常乐”。不事声张，正是这些护宝功臣的写照。

　　1981年12月，胡仲文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之邀，口述了《四行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经营始末》的材料，由刘续亨、董铁生两位先生执笔整理。在这份材料的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胡仲文讲述了有关四行储蓄会的几件大事，其中在第三项大事，第一次完整地讲述了金编钟从抵押、保藏到上交的全过程。1983年第25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内部材料），刊登了这篇文章。很快《新观察》杂志，首次公开报道了此事。1982年，峨眉电影制片厂以此为素材，拍摄了故事片《瑰宝》。这个故事不仅盛传于天津，盛传于新闻界，而且在全国有很大影响。这时，距金编钟回归故宫，又过去了30年，前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使金编钟失而复得的真相大白天下。

　　在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北京日报》、《今晚报》等报刊也先后作了报道。

　　1982年8月18日，胡仲文病逝于北京首都医院，享年82岁。他没有看到《瑰宝》的公映，但在病逝前一个月的家庭聚会上，他讲了一件事，因为他护宝有功，银行将任命他为终身参事。不料这件事正在申请办理中，这位清廉一生的老人带着知足的精神，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金编钟是个说不尽的故事，这次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专题片，内容更加丰富，情节更加生动，新发掘出来的大量资料，完全可以在社会上引起新的震动。

　　金编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按照原清单，16只金编钟重11439两（一些文章说是13647.2两，有误），共装8箱，每箱2个，现将每箱的钟名、重量开列于下：

　　第一箱：应钟，重888两；信无射，610两。

　　第二箱：黄钟，重615两；仲吕，741两。

　　第三箱：南吕，重847两；信南吕，536两。

　　第四箱：大吕，重587两；夷则，873两。

　　第五箱：无射，重924两；夹钟，714两。

　　第六箱：太簇，重681两；信应钟，534两。

　　第七箱：姑洗，重787两；宾，764两。

　　第八箱：林钟，重755两；信夷则，560两。

　　1951年10月10日，被保藏的金编钟检查之后，检查人员即同赴联合银行（原四行储蓄会），检查所存玉器，因地库里黑暗，不便检查，于当日下午6时，将玉器运至天津人行分行。11月11日，检查玉器6箱，经整后改装为4箱。11月12日，又检查玉器4箱、瓷器2箱。玉器共175号，分装8箱，成对者按2件计算，合计273件。瓷器2箱，共计28件。

　　这些珍宝确是价值连城。这样的护宝行动，在文物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这个故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对当年那些贪官来说，对今天那些蛀虫来说，更会是不可理解。

　　当年，当胡仲文献出金编钟等珍宝的清单后，陈亦侯从上海回到天津，见了胡仲文后激动地说：幸亏你帮忙，了却了我多年的心事，我真感激你啊！

　　陈亦侯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珍惜。据他的儿子、著名书法家陈骧龙回忆说：他父亲也把自家的重要收藏，作为国家的宝物来保存。天津艺术博物馆成立时，他把自己珍藏的多件善品、孤品画卷，支援给艺术馆，有的提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陈亦侯说：“私人保存损失很大，顶好由国家保存。”

　　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时，特别是在故宫里看到金编钟时，谁能不为两位老人的高尚品质所折服，谁能不为他们的崇高爱国精神所感动，这是两位大写的人，大写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