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救助要依靠强大的公民社会

　　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我用“清华紫光”拼音输入法，在电脑上给朋友祝“新年快乐”。恼火的是，选字栏里总是有“信念”两个字出现在“新年”前面。之前我刚刚翻阅《经济学人》杂志2004年12月18日出版的新年专刊，醒目的封面标题是介绍一种在人类历史上长久存在的“信念”：关于世界末日的信念。再之前，一位朋友在饭桌上悄悄告诉我，2004年12月下旬他听到了一些关于不祥之兆的坊间流言，两天之后读到了亚洲海啸大灾难的新闻，一时间惊得目瞪口呆。

　　我不信邪，一般也不听那些神神叨叨的流言。我知道各种宗教都有关于世界末日的信念，素无研究，也从不往心里去。但是面对亚洲海啸灾难，我相信人类确实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代”。“高风险”的意思是，造成巨大灾难的前因后果，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

　　而这个意思的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以前我们都相信，人类的进步就在于能够认识更多的外部现象，从而控制它们。现实情况却相反：也许人类的活动深深“扰动”了外部世界，各种后果，以及后果的后果，正以空前的规模和加速度相互叠加，于是形成了更加无法控制的新的“外部世界”。

　　这方面的道理实在是大矣哉，自有一流学者做前沿研究，原不适合作为新年话题。但是，超强烈度的地震与海啸，是我们面前真实的灾难。对于滔滔海浪前的那个你，这就是生命末日。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消费全球化(这正是我们的发展目标)，越来越多人随时有可能成为“滔滔中的你”。在这种情景下，无论理论上的道理该怎么说，在灾难中的相互救援，应该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存规则，是我们随时应当要做的事情。无论是矿难、车祸、非典、艾滋，以及类似种种，每一个人都应当伸出援手。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中，没有什么“别人的灾难”这一说，所有的灾难都是我们共同的灾难。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中的慈善捐助问题，非常值得认真讨论。有识之士与媒体在亚洲海啸发生后，呼吁启动民间赈灾机制，是我们都应该共同襄助的义举。但是与这场灾难的巨大破坏和及其悲剧性的后果相比，真正来自中国“公民社会”的关心和善举实在微小。

　　中国不但在亚洲，而且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大国。然而，如果中国仅仅因为GDP增长数字而让人惊讶，如果在重大的国际事件当中仅仅看到的是政府的姿态与行动，那么中国的形象仍然不好。中国可以因为其经济分量而受到重视，但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本身，还不能赢得尊敬。这种尊敬必须要以中国社会能够产生出像德兰修女，像获得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尼亚妇女马塔伊那样的标志性人物，才能够获得。

　　但是我并不相信，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比别人更冷漠，更缺乏救助遇难者的善心、意愿和能力。事实上，有情有义、解囊相助、邻里守望、相濡以沫，这些从来都是中国社会传统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这些优秀的公民品质不能以有组织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能在重大的国际国内事件中体现出来，这的确是很大的遗憾。也许有人会说，政府就是代表人民的，政府的救助行动以及国际捐助，就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这一点，在抽象的道理上不错，但是并不全面。在实际生活中，政府有政府的考虑角度和操作程序。具体到一项救助行动，政府能够做多少，与具体的个人愿意做多少，并不是自动一致的，而且不必要也不可能要求一致。相反的，政府从预算的角度做该做和可以做的事情，公民从自己的角度做该做和可以做的事情，整个社会动员出来的资源将会更大，而且可以相互促进，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大不一样。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为公民社会的独立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渠道和更大的空间。许多国家都是如此，如果单单中国不是如此，那我们就要从观念、制度和政策上检讨自己。事实上，长期的行政主导和大政府模式，使得普通百姓自我组织、自我表达、自我协调的能力极度萎缩。不允许甚至压制公民社会发展自我组织的政策，表面上也许有利于统一和稳定，实际上是近视的政策，使国家的发展留下深层结构上的缺陷。许多社会问题，表面上看是政府管理不力，实际上是公民社会无法自我组织和良性运转。任何一个国家，都将公民社会的组织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而我们就缺少这种政策工具。即以对亚洲海啸受灾国的捐助而论，许多人鉴于已有的腐败教训，不肯相信任何一个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同时也没有任何渠道自己来实行善举。这是一种讽刺性的悖论，是我们的悲剧。也许发展一种民间的赈灾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是必须要走的路。在各种国内国际灾难事件的救助问题上，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的“公民社会软弱”的状况亟须改变。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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