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里的“农民教授”

　　通讯员蔡方鸣孙建军

　　最近，在2004年全国群众文化论文颁奖暨论坛会上，象山县文化馆61岁的群文干部何旭撰写的《渔俗文化浅说》和《民间文艺与群众文化》两篇论文分获一等奖和二等奖。

　　45年来，农民出身的何旭从未停过笔，他写过上千篇快板、小演唱、曲艺、民间故事，60余篇关于群众文化的论文，连续12次参加全国文化研讨会，并屡次在省市及全国得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当代中国出版社、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还出版过他的《群众文化论》、《老鼠拜寿》和《野龙山传说》3本专著。

　　“愈艰难，就愈要做”

　　1959年7月，16岁的何旭被选调到岑晁公社文化站，整个文化站仅有他一人。农民之子与农村有着天然的情感，身处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何旭愿以自己的努力为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群文工作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何旭将鲁迅语“愈艰难，就愈要做”抄录下来，贴在用两块木板拼成的书桌前。白天，岑晁的农田、水利工地上活跃着何旭瘦小的身影，他背着黑板报，怀揣竹快板，宣传政策，鼓动干劲，搜集新人新事；晚上，他在昏黄的小油灯下伏案创作，将白天采集到的素材变为快板、三句半、顺口溜、小品、越剧小唱。

　　1965年冬，他出席省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陈伟达和省文联主席林淡秋专门接见了他，问他发表过哪些作品，何旭说：“我写的都是快板、小演唱，能见报的不多，可老百姓都很喜欢。”陈伟达副书记鼓励他：“这才是真正的发表！”

　　“直到扎出血来才肯罢休”

　　农民也要有自己的文化园地。1979年，何旭在偏僻的黄避岙乡文化站自编自印一份群文期刊《心花》，费用有时不能报销，他就将自己的生活费贴进去。那一期期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心花》，在当地农民手中争相传看着。

　　为筹措群文宣传经费，1982年何旭先后办起了文化纸品厂和图书销售店，当年净盈利2500元。以后他又用逐年积累的钱相继办起了电视室、图书室、宣传窗、黑板报廊、音乐演唱队、文艺创作组等。

　　1983年春节前夕，乡办水泥厂急销一批福建水泥，突然给文化纸品厂下了3天加工1万只水泥袋的订单。这时全厂仅有的十几个工人都已回家过年了，为了不失去为文化站创收的良机，他把妻子和上小学的儿子叫来加班。胶水用量大，没有搅拌机，何旭就光着胳膊用手搅拌。胶水粘满了他的棉衣，浸进内衣，结成硬壳。一动，“硬壳”就擦破了皮肉。何旭一家一直干了3天3夜，终于如期完工。当他和家人一早用手拉车冒着刺骨的寒风，把水泥袋拉到水泥厂交货后，才为文化站换来300多元的加工费！

　　谈及这段历史，何旭有一番肺腑之言：“不管是干哪一行，做哪件事，我都像是在皮肤里扎一枚针，直到扎出血来才肯罢休。”

　　“吾将上下而求索”

　　1992年，何旭被调入县文化馆，开始将他的触角伸进了群文理论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

　　从未搞过理论工作的他再次打起背包走向第一线。他上高山、下海岛、跑码头、爬船头……就这样他的第一篇论文《渔村文化特征论》诞生了，当年就入选在河南许昌举办的全国村落文化研讨会，并一举夺得金奖。从这一年开始，他撰写论文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沿海集镇文化建设》、《转型期农村家庭负文化探析》、《渔村文化探微》等60余篇论文相继问世。其中《浅论“农民工”的文化享受》获2003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社会文化”全国群众文化论文评比大奖。《试论开发区社区文化开发》还荣获全国群众文化科研成果政府最高奖———“群星奖”铜奖。

　　有人曾这样评价何旭的论文：“贴近群众文化实际，又紧跟时代脚步；始终将群众文化和新时代联系在一起，探讨群众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他的文艺理论是开放在群众土壤里的一支奇葩。”

　　搞群众文化也能搞出个“教授”来。从未进过正规专业院校深造的何旭通过了正高级任职资格评审，成为宁波市群文系统惟一一位研究馆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今，何旭已退休，但他还一如既往地奔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钟情于他一生所热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