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形式
李晓、姜雪燕在《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形式》（刊于《学术研究》二○○四年第十期）一文中指出，宋朝的政府购买预算主要有三种形式：“年额”购买即年度定额的购买计划，“泛抛收买”即经常性下达的采购指令，“非泛抛买”即临时性安排的购买任务。其中，以“年额”购买和“泛抛收买”为基本常态，它反映出宋朝力求将政府购买活动尽可能纳入经常性预算管理的制度取向。到南宋时期，“非泛抛买”大增，且随意性、盲目性愈益严重，导致政府购买制度弊窦丛生。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衰
金冲及在《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刊于《近代史研究》二○○四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从蓬勃发展到跌入低谷，并不偶然。北伐前，中共在农村虽做了很多工作，但基础仍相当薄弱；北伐军进入湖南后，虽在合法条件下，通过各级农民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迅速开展起如火如荼的斗争，但又存在两个严重弱点，这就是湖南的军阀和地主武装势力根深蒂固，而中共专作民众运动未作军事运动，旧势力一旦反扑，农民运动便惨遭厄运。
日本战败投降问题再认识
陈景彦在《中国抗战与日本战败投降问题的再认识》（刊于《学习与探索》二○○四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最多，日本在海外的兵力也是在中国战场上被消灭的最多，因此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日本战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首要的、决定性的。但战败与投降为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使用的。日本战败的原因，从军事上看，除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这一首要因素外，还有东南亚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和美、苏盟军的参战及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从政治上看，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战争的非正义性决定其必然失败；从经济上看，随着战争区域的不断扩大，战线不断拉长，日本的国家经济根本无力承担战争的经济需求；从外交上看，日德意之间虽有同盟关系，但陷入欧战泥潭的德意能给日本的援助少之又少，日苏之间的中立条约也只是两国间的互相牵制与利用，更重要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遭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反对，失道寡助，败成必然。日本战败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而日本投降则是日本在战败过程中选择的一种结束战争的方式，因此其投降的直接原因有三点：美国的原子弹、苏联的参战和战争末期日本统治集团对日本人民革命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