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同义
对浙东学术的主题与精神，仁者见其仁，智者见其智。但只有从浙东学术的发展演变中，从浙东学术与其他地域学术文化的比较中，才能真正彰显其个性，展示其风貌。
从浙东学术的发展演变来看，它大致经历了宋、明、清初三个大的阶段。北宋时期，浙东学术接受中原文化的辐射，尚未进入独立创造阶段。南宋时期，浙人在对中原学术文化的学习与吸收中，逐渐形成了浙东学术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世称的“南宋浙东学派”。就学术主题、价值趋向而言，南宋的浙学与当时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之学、朱熹为代表的闽中之学有着明显的分野。这不仅在于浙东学者极重“功效”，而且他们较之张、朱等人更重历史之学、经制之学。两者一为性理之学，一为实效之学。而明州一带的“四明学派”又可以说是浙人对陆九渊“心学”的回应，为明代浙地阳明心学的崛起作了铺垫。
明代中叶，阳明心学崛起，并迅速传播于大江南北，成为当时知识界主导性的一种社会思潮。阳明学术虽有“主观唯心论”的一面，但过去一个时期学术界对它的认识有简单化之嫌。一方面，阳明之学承继了陆九渊的心学理念，又深深地吸取了朱熹的“格致论”精义，并将这两方面有机地融为一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点，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阳明之学将宋代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上升到融本体与工夫为一的主体实践论。朱熹的“格物致知”具有明显的认识论色彩，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是一种主体本体论；朱氏遭遇到“转识成智”的困境，陆氏则不免于空洞与粗疏。而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则是要求将本体与工夫于动态的生活实践中融而为一，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朱、陆的不足，将心学理论推至一新的境界。
阳明之后，浙中王龙溪、周海门等一派，倡“良知现成”之说，虽弘扬了主体自得自由之精神，但是一味主张心体之“自然流行”，就很容易将人引入自任放荡、藐视礼法的歧路。而以刘宗周、黄宗羲为代表的另一派则继承阳明融本体与工夫为一的主体实践论的哲学，并有所发扬和创造。宗周之学尚“诚意”，倡“慎独”，关注民生，重视践行，哺育了浙东当时一代学人。宗羲天资高耸，气象廓大，在承继师说的基础上更别开生面。《明夷待访录》由关注民生、时世而转为对中国封建专制千年传统的系统批判；《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则演绎出学术思想史著作的创造性形式，以“一本万殊，贵在自得”倡导学术新风；黄氏的学术活动开辟了清初浙东史学之新局。
清初的浙东学术沿着黄宗羲开辟的学术路径，在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多有建树，万斯同兄弟、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著名学者各领一时之风骚。清初浙东学术与浙西“博雅”考据之学形成学术宗旨、学术趣向有别的不同风格，对此，章学诚认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文史通义》卷五《浙东学术》）“贵专家”强调自主自得、独立创造，归属于王、刘“心学”的精神传统；“尚博雅”偏重广征博引、周详搜讨，归属于程、朱“理学”的精神传统。章氏还以“宗陆而不悖于朱”、“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概括浙东学术那种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特有风格，很是切要。
从上述对浙东学术演变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浙东学术的主题可归纳为三项，即：实学主题、心学主题、史学主题。我们认为，浙东学术的主题作为相沿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学术演变过程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各个时代其学术主题各有侧重，如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术乃是实事实功之学，明代浙东以“心学”为主导，清代浙东最为突出的是史学。然而，不管学术主题如何改变，浙东学术在整体演变中形成了大致统一的基本格调和固有特色，事实上这三大主题之间也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实学即实事实功之学、实践实效之学，归根到底乃求实之学。心学即阳明之学及浙人对阳明心学的发挥。阳明心学包涵着显明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不仅不与实学主题相矛盾，而且为实现实功实效之学准备了最为需要和关键的主体性条件，两者成互相助长之关系。而浙东学术讲求之“史学”有其明确的“经世致用”目标，历史成了现实的映照，强调学人要从历史演绎中察其成败得失，取其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由是言之，浙学实是实学、心学、史学之集合体。浙东学术虽与中国古代正统之学术传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其重心不能不有所偏离，这种偏离表现为浙学更注重于经世致用、求实求功的实学传统。
根据上述浙东学术的演变和主题可以归纳其学术精神，这就是：实事实功，经世致用；广采博纳，兼收并蓄；求真求是，一本万殊；经史并重，义利双行；学有专攻，贵在创新等。也即是求实求真的精神，宽厚博大的精神，专业专家的精神，自得创新的精神。学术精神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来自于人们学术研究和学术追求的过程，似乎是书斋里的事情，但事实上学术精神与民间生活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术研究的主题与精神一方面来自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是对现实生活的总结和回应；另一方面，学术的主题与精神又在口耳相传、风尚相习的无形过程中以种种形式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