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老行道树，树种大多为梧桐，其中尤以衡山路上的那四五百棵1922年种下去的老梧桐树为代表。这条路始建于1892年。1922年至1943年间，命名为“贝当路”，带有殖民色彩。贝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高级将领。1948年改名为衡山路。衡山路两侧行道树被称为法国梧桐，原产于英国，因为种栽于法租界而出名，才习称法国梧桐。在梧桐掩映之中，有花园洋房相伴，幽雅宁静的衡山路，深含着历史的沧桑和海派文化的风情。
这种梧桐又名“悬铃木”，是很普通的树种，在江南一带不少城市如南京等地都被种作行道树。
前不久上海开展大规模古树名木后续资源普查工作，2000多棵树龄超80年的老行道树虽进入了有关方面的视野，但因“它们多数身处市中心要道，一旦列为后续资源，很难达到保护标准，它们能否成为‘绿古董后备军’成了最大悬疑。”问题的关键是“一旦行道树成为古树后续资源，道路施工改建也将受到影响”。（见12月2日《青年报》）
对于作了行道树的老梧桐树，普通上海人自有一种温馨难已的情愫。我因为十几年与此路为邻，更是领受了许多老树的好处。炎炎酷暑走在滚烫的柏油马路上，谁没有享用过如伞穹盖撑起的浓荫凉意；秋风乍起，又是从大树干上绝尘而去的被张爱玲称为“金黄的手掌”的片片落叶，提醒城里人时序的更替，把滚滚红尘中曾经一年的心灵洗涤得更为清静澄明。
行道树一旦和道路长在一起，就长成了一道城市风景，成了城市的一员，更成了这座城市的符号元素。一个地方、一个城市的生机与希望，从来都是由植物来营造和叙说的。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记忆与辨识，也往往与行道树分不开。一座城市因为有了历经风风雨雨的老行道树，整座城市才有了生命的年轮。没有行道树的城市不是城市只是影视拍摄基地。世界许多大城市的市民深明此理，并身体力行。
在莫斯科，有次新开一条路要挖掉一棵大树。当地市民就开会讨论，结果是大树保牢，新路绕道。此事发生在前苏联，让我们有一种遥远的回想。
其实和上海近在咫尺的杭州，当地清波街拓宽改建后道路宽敞畅达，但路中央硬是留下了7棵枝繁叶茂的老行道树———梧桐树。此情此景，使我对未曾谋面的“杭州有关方面”充满深深的敬意。
多少年来我们都是重视路胜过重视树的。为了修一条景观新路，为了挖一条通衢大道，可以毫不犹豫地将路旁的参天大树或砍掉，或挪走（树挪死），表现出对生命的蔑视。殊不知，城市里最尊贵的不是路，君不见眼下哪个城市修路不是易如反掌。每一棵长在路边挺拔伟岸的老行道树，这些沉默不语的智慧老树，“它们”才是我们这座城市最珍贵的祖产。见到“它们”有助于唤醒城市人对业已淡忘的自然本源的回忆。善待这八九十年树龄的“树爷爷”———老行道树，不应再犹疑：宁可让道路改道，也请让“老行道树们”站立在自己原生态处，这才是上海人的气度与素质。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一座优秀城市，一定会有感人的“老行道树故事”，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莫斯科人做到了，杭州人做到了。但愿若干年后的上海，也一定会有人愿意口口相传地在这座城市中讲述“上海老树”的故事，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子孙无故事可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