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末,我省一些地区不断传来福建、广东、浙江等地企业满怀希望来黔招工,而又败兴而归的消息,我省各级劳动部门的烦恼也由过去外出寻求企业吸纳富余劳动力,变为现在难于组织大量民工满足外地企业招工需求。农业比较效益上升吸引农民回归土地,西部大开发给省内带来更多的务工岗位。劳动条件、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尊严等务工环境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劳动力供求信息不对称,贫困山区的农民难于了解外地用工需求;贫困农民及有的基层干部观念滞后,对劳务输出促进脱贫增收缺乏足够认识;劳动力素质低下,不能满足东部用工需求等因素,都成为我省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积极有序转移过程中亟待突破的瓶颈。随着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第三种力量”作用的彰显,我们期待“贵州民工”品牌的早日凸现。
“民工荒”突如其来2004年11月初,当福建长乐市招聘的二十几名贵州员工抵达福州时,长乐市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和用工企业负责人纷纷来到站台迎接,并打出了“热烈欢迎贵州省劳工人员来长乐就业”的横幅,这一消息还上了当地媒体的头条位置。随着长乐市近年来民营工业企业快速发展,纺织、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产生了巨大的用工缺口,严重的缺工局面使贵州民工在长乐变得“金贵”。我省民工如今在沿海地区成了“香饽饽”,这只是一例。直接动因是“民工荒”。以前很少在贵州招工的长乐市此次带了1万多普工岗位来到贵州,然而,在招工首站贵阳,只招到了500来人。长乐并不是第一个来我省招工的地区,闽南地区的多个市、县主要负责人去年也曾带队到我省招工。此外,广东、江苏、浙江、天津等地也来人来函招收普工。“今年省、地、县接到的招工信息和招工数量都是过去的几倍。过去是跑出去求厂家,现在是应接不暇上门招工的厂家。”省劳动力中心市场主任代建伟告诉记者。他说,“现在招工不容易。”就在两三年前,每年春节前后熙熙攘攘的“民工潮”还像潮水一样涌堵视线,然而现在普遍感觉是招不到工。率队来筑的长乐市市长柯有民佐证了这一点:沿海地区从去年底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民工荒”,很多企业招不到人,无法开工。就在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出现“民工荒”时,贵州民工却并未因此而兴奋。劳动部门的烦恼也由过去外出求企业吸纳富余劳动力,变为现在难于组织大量民工满足招工企业。
我省民工缘何难招?目前,在我省1900多万农村劳动力中,富余劳动力就有500多万。东部“民工荒”,对于贵州来说是个难得机遇,可为何会出现招工难现象呢?2004年12月3日,40名来自息烽县的民工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这家承诺基本工资600元,并提供路费、工伤保险,明确加班工资和探亲假的天津企业,本来打算在息烽招工200名,但最后只有40人成行。息烽县就业办负责人陈勇对此已不感到奇怪,他认为现在不是“有工就打”的年代了,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上半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也给种地的农民增加了收入,这一加一减,让农民看到了田野的希望,使很多人放弃外出打工的念头。“外出务工可能会比在家多挣二三千元,但有一半要花在来回路费和电话费上,家里同样能挣钱,为什么要往外跑呢!”一位农民说。“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是用工企业眼下难招到员工的原因之一。”省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副会长、原省政府研究室研究员王俊英认为,随着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企业对用工要求也发生了变化,文化高、懂技术的人成为沿海用工企业的首选,其次就是年轻的女工。据调查,沿海地区近80%企业的用工需求指向为女工,只有20%的用工需求为男工或男女不限。而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男工偏多则是目前我省劳动力资源的基本现状,在此情况下,企业招不到人就很正常了。工资水平高低也是影响企业招工的主要因素。据率队来贵阳招工的珠海劳动部门负责人介绍,月工资700元以下的招工都有难度,700元到1000元之间可满足需求,1000元以上随缺随招。这些年全社会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但民工的工资待遇却10年没有大的变动。有调查显示,最近12年间,珠江三角洲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68元,加上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下降趋势。招工难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其他区域的崛起,如今民工外出可选择的地方多了。据省劳动力中心市场的信息表明,我省外出务工的农民由过去在广东过半的人数,逐渐向长三角转移,部分向周边如重庆、武汉等地转移,还有的由于西部大开发中省内不少大项目上马,他们宁愿选择在“家门口”打工,不愿背井离乡。据有关部门调查,在沿海一些企业里,最长工作时间的限制、加班加点的限制、最低工资保障、工资支付的规定、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等劳动法相关法规,对大多数民工而言,是一纸可望不可及的空文。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除了拖欠民工工资之外,有的企业还肆意扣押民工的身份证件。尽管政府有关部门不断地查处,但难以取得实效,因为用工单位不怕民工走,前面走后面马上招,低廉充裕的劳动力供给让用工单位对侵犯民工的权益的行为有恃无恐。记者见到石华江时,这名染了一缕黄发、20岁出头的青年人正在贵阳紫林庵等工。来自德江的他初中毕业,到过东莞、珠海、重庆,现在又回到了贵州,原因是对用工企业开出的报酬不满意。同样,来自黔西的张春,就因不满通宵加班离开广州去杭州,又因工资低回到贵州,宁愿在贵阳紫林庵等工。眼下,那种既学不到手艺又赚不到钱的“苦力活”,对不少年轻的外出务工者来说缺乏吸引力,虽然他们难以改变目前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状,但他们可以以挑选工作和“跳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求职意向。
输出“瓶颈”待破接踵而至的招工信息和招工订单,让劳务输出机构和地方劳动就业部门,都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招到符合用工单位要求的人,难!不少地方,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宣传动员,也招不到几个人。外地企业招工不足的同时,记者却在贵阳市紫林庵等自发劳动力市场上发现大量在此苦等的各地民工,当记者上前采访时,就有不少人涌上来争相询问“招哪样工”。记者问他们找工作为何不到劳务市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可以进劳务市场找工作,更不知道劳务市场在哪里。“如果不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仅仅是政府和用工企业“两头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工荒’问题”。省职业介绍中心主任代建伟认为,眼下出现的“民工荒”实则是技工荒。近年来各个劳务输入地也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经过技术改造的企业对技工、熟练工人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了。我省应借此机遇加强技术培训,让农民工掌握基本技能,让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融入城市。虽然目前我省各级政府劳动力市场对民工免费开放,但还没有一个全省性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无法匹配供求关系。城乡二元结构把劳动力市场的供和求在空间上割裂开了,不仅简单的迁移需要时间,而且信息的传递也要花时间,出现“企业感觉雇不到人,而民工们也不知道哪里缺工”现象也就在所难免。过去,我省劳务输出大多是以外出务工者“亲带亲,邻带邻,老带新”的方式自发进行,劳动部门组织的有序劳务输出只占次要地位。2003年,我省跨省输出劳动力50余万人,其中政府组织的人数仅为8万多人。盲目自发出门务工,不仅使外出务工者难找工作,而且合法利益也时常受到损害,极大挫伤了外出务工者的积极性。因此,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提升我省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是破解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向非农产业转移“瓶颈”的关键。近年来,我省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为目标,以转移就业前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采取定点、定单、定向培训,进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目前,全省各地已成立了900多个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对当地劳动力进行资源调查,提供信息并进行咨询服务,解决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到去年10月下旬,我省已确定25个劳务输出基地,许多基地与沿海用工企业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就业”工作,进行有组织的劳务输出。虽然如此,但我省劳务输出培训目前依然还存在某些培训机构尚待规范,资金、师资、场地等难以统筹安排,质量、效率不高,培训内容脱离市场等问题。因此,破解劳务输出“瓶颈”,尚需时日。
亟须跨越“观念坎”对拥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贵州而言,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生产经营中解放出来,实现转移就业,是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拓展农民增收空间的主要举措。尤其是在一些边远贫困地区,在农业基础条件差,调整产业结构困难的情况下,劳务输出更是一种快速实现农民致富增收的手段。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在我省一些边远贫困地区,劳务输出工作仍无法乐观。去年10月28日,经威宁自治县政府努力,福建省长乐市多家纺织企业到威宁召开民工现场招聘会,准备招聘上千名女工前往长乐务工。面对只要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18至25岁的招聘条件,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威宁自治县却极少有人问津,到去年11月17日,全县只有12名农村女青年前来县就业办报名,其中,板底乡的9名女青年还是政府工作人员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后才来报名的。“一方面是县政府对劳务输出工作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乡镇政府认识不足和农民观念意识落后,威宁的劳务输出真的不好搞。”政府的良苦用心换来如此结果,威宁自治县就业办主任余枭雷不禁叹息。在部分劳务输出起步早的地区,动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并不是什么难事,而在一些拥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资源的边远地区动员宣传工作往往难度不小。省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副会长王俊英认为,除了农民自身素质外,地方政府对劳务输出没引起重视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分析说,由于劳务输出“只是富了被输出者个人”,对地方财政并没有带来显著的收入,加上政府组织劳务输出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不少边远地区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政府对劳务输出缺乏积极性,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劳务输出工作涉及农业、劳动、教育、财政、妇联、共青团等多部门和乡镇政府,日常事务繁杂、精力有限等客观因素,也极大影响各部门尤其是乡镇政府对劳务输出热情。一名乡党委书记告诉记者,乡政府现在的精力主要放在抓经济增收、计划生育等主要工作上了,哪里还有更多的力量去抓并不是主要考核指标的劳务输出工作。余枭雷告诉记者,虽然威宁自治县委、政府对劳务输出高度重视,专门在每个乡镇配备了一名劳务输出专职人员。但目前大多数乡镇的劳务输出专职人员只是一种“摆设”,大都被抽调去搞其它工作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要说依靠乡政府去抓劳务输出了,有时候劳动部门得到招工信息了,因精力有限忙不过来,希望乡镇干部去宣传动员一下,可不少乡镇连这个都难以做到,最后只能让许多输出机会被浪费掉了”。省劳动力资源开发培训中心一负责人也说,该中心曾委托过一些地方政府招收学员前来中心培训后输出到用工企业,然而,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并不重视,曾出现招工难的情况。劳务输出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仅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劳务输出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效应就很难显现。专业人士认为,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同时,各地政府部门应该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结构的应有之义,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加大对劳务输出的投入。他还呼吁我省劳务输出在加大向省外输出的同时,还得重视向省内二、三产业转移。各地政府应该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小城镇建设、特色产业开发等,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外出务工者带资金、带信息、带技术回乡创业,开辟出更多的就业门路和空间,吸引大量农村富余人员转移。贫困地区村民落后的观念意识同样制约着劳务输出的进行。农民“穷死不挪窝”,自我封闭,缺乏开拓和吃苦精神现象突出,大多数人宁愿在家悠闲地过穷日子,也不愿出门找出路,有的即使出去了,也会因不习惯企业劳动纪律、工作环境等原因返回。威宁自治县么站镇水塘村村民穆自松告诉记者,目前水塘村只有他和另外一人出门务工,村里大多数同龄人早已结婚生育了,没有人愿意出门。县就业办工作人员现在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到农村动员闲置劳动力外出务工,尤其是动员女性时,还被经常怀疑是人贩子。前不久,北京准备到威宁自治县板底乡招聘上百保安员,尽管乡政府给每人出500元路费,最后也只有10多人愿意前往。威宁自治县就业办用来解决400余外出务工人员路费的16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到目前为止,仅仅用去6万元,尚有10万元没有派上用场。记者从省劳动力资源开发培训就业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已输出的1000多名民工中,有10%左右的人因不适应企业管理制度和当地气候等原因返回。
“第三种力量”彰显作用眼下,有一种新兴力量正在我省劳务输出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被称为“第三种力量”的民间社团组织。省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是由热心我省劳务输出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于2003年成立的民间机构。该会成立1年多以来,高度重视对农民工培训和劳务输出工作,在省农办、省扶贫办等有关部门支持下,按照市场用工需求,采取订单培训和多渠道、多层次培训形式,已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3000余人,基本做到了输出单位和用工单位满意。目前,全省各地(州、市)及部分县(市、区)已相应成立了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为我省劳务输出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如今已在广东万达工业(始兴)有限公司担任人事助理的都匀市小围寨镇青年农民罗琳,是省劳动力资源开发培训中心开展“订单民工”培训的受益者。该培训中心自去年成立以来,受省扶贫办的委托,已先后从黎平、普安、赫章、都匀、织金、天柱、六枝、普定等20多个县(市)招收学员,举办了8期“农村富余劳动力定向转移培训班”,通过引导性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为广东、上海、浙江等地企业定向输送了1000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由于根据用人单位和就业市场需求确定培训项目和培训内容,符合用工单位的实际需求,有效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率。目前,该中心输出的劳动力就业率达到100%。“输得出,稳得起”是这个培训就业中心追求的目标,在每次开办培训班之前,中心都要派人到用工单位实地考察,根据用工企业需要确定培训内容。在培训过程中,从课程设置、师资配置、教学组织以及后续服务等都做了精心安排,尤其是在教学内容上着重强调了外出务工人员的艰苦创业教育、守法守纪教育、礼貌礼仪教育等“三项教育”,提高了外出务工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为切实保护务工人员的合法劳动权益,省劳动力资源开发培训就业中心在派人护送到用工企业后,还会同当地劳动部门、省政府驻外办事处、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驻外劳务站等机构,做好输出农民工的跟踪服务及后续保障工作,为他们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目前,中心已设立两名专职法律顾问,随时为输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期待“贵州民工”品牌凸现“劳动力资源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商品,与省外不少地区相比,我省劳动力商品还没有形成品牌效应。”省劳动力资源开发培训就业中心主任罗玉梅认为,目前,我省劳务输出与外省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我省劳动力需要树立自己的品牌。据悉,在我省输出的民工中,绝大部分为普通工种,专业技术工人比例偏低,此外,由于民工自身素质普遍低下等原因使贵州籍民工整体形象大大受损。“普通工种虽然需求量大,但价格普遍很低,经培训过的民工就不一样,不仅受用工单位欢迎,而且工资都比较高!”在罗玉梅看来,贵州民工要形成品牌效应,必须得加大培训力度。曾大量使用我省农民工的广东一家工业公司负责人说,与在其它地区自行招收的民工相比,经系统培训后的贵州农民工比较能吃苦耐劳、劳动技能熟练、懂得基本的礼貌礼仪、还能遵纪守法,这样的农民工企业当然喜欢。他还表示,以后企业需要用工,将优先考虑经过培训的贵州农民工。有关专家指出,打造贵州民工品牌需要时间,由于我省劳务输出人员培训工作起步晚,各种学习培训技术工人的基础条件尚不具备,尤其是教育培训资源不足。“如果能够定位准确地加大民工培训力度,将大量较高素质的民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那么贵州民工的品牌很快就会树立起来。”罗玉梅认为。 作者：黄蔚黄诚克陈丹 熊诚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