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核心议题

　　摘编自《南风窗》新年特刊／2005年1月上

　　党内民主新探索

　　十六届四中全会实现的权力彻底交接无疑是2004年执政党建设的关键一环。这次全会形成的决定也昭示了未来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安全方面的政策指向。

　　在2005年，我们可以期待的党内民主新探索包括：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基层党内选举、党内弹劾罢免机制等。

　　法治政府“十年建设”起步

　　2005年，中国政府将翻开建立法治政府“十年宣言”的第一章。将通过新的法律法规对市场进行有力的监管，同时也为自己套上了“紧箍咒”。综观15部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制定和准备，法律界人士认为，政府正在向自己开刀。作为这个10年建设规划的起步年，将带给我们更多的立法突破。

　　各级政府重分财权

　　已有10年的分税制大大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但“中央主导型”的改革取向，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治理困局。

　　尽管中央已经采取诸如逐步取消农业税等措施改善民生，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但改“市管县”为“省管县”等制度性变革的呼声仍不绝于耳。由于呼声仍然存在争议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体制，因而在2005年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各种社会问题的压力会促使各地出台一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措施。

　　反腐进入深水区

　　深水区，意味着不可知。进入深水区的中国腐败问题同样面临着不可知。不可知的腐败形式，不可知的腐败人物腐败事件。如何预见、预防和监控这些不可知，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进入深水区的反腐斗争，不能走一步试一步，深水区的反腐需要由法制建立的反腐体系。

　　深水区，意味着必须有泅渡的本领。此泅渡的本领在于开明的执政心态和透明的执政方式。

　　建立和谐社会

　　尽管从各项宏观指标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目前已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但却不是民众最为满意的时期。故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执政党第一次把和谐社会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尽管这个概念已经不是新鲜出炉，但我们若将眼光放在整个2004年，“和谐社会”确实算得上一个新概念。而它对2005年的中国走向，更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诸多专家们认为，当下，制造“和谐社会”的紧要之处在于农民。在2005年，加紧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将是中国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

　　警惕“底线保障”扭曲

　　我们不仅应对“底线保障”的滥用，保持高度警惕，更应从根本上对现行制度架构与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审视与调整，全面加强对经济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等各项权益的确权与维权力度，同时大大压缩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等各项权益的自由裁量与行政干预权限。

　　疏导涌动的民意

　　没有网络，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民意，但有了网络之后，民意的表达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便捷的渠道。因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诉求的增多而产生出来的巨大冲力，在一定时间内如突然迸发，非常可能会超过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使一个国家陷入政治不稳定。因此，如何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目前的国家资源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吸收和利用民意实现政府善治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这将成为2005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

　　矫正“教育产 业化”迷误

　　在教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之时，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点。成为舆论中的“十大暴利行业”、“五大腐败重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出的《社会蓝皮书》提供了权威的调查：子女教育费用在中国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已经超过了养老和住房。

　　在2005年，这种愤怒的情绪会在多大程度上引发教育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并大力矫正“教育产业化”迷误，我们拭目以待。

　　直面生态危机

　　2005年的中国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最近几年生态危机突出，而人们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理方式。从生态危机到生态危害不是一步的距离。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让人们从改造自然的梦境中逐渐清醒。发展是必然的，自然更是无情物。世界在工业文明的诱导中撇弃了“生态文明”，在单方的辉煌中一步步陷入生态危机的泥沼。中国也未能例外。

　　打破“重化工业”神话

　　临近岁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警告“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新一轮争论。其核心是“继续与重化工业共舞，还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问题。

　　实际上，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2005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作出了重大调整：即大力推动消费而不是一味发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才是中国经济长久而平稳的增长之道。

　　跨国公司碰撞“中国规则”

　　2004年围绕跨国公司在华布局发出的声音和冲突，是2005年更大戏剧出台的风向标。在这一宏大进程中，跨国公司对中国政经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而在这里显现的“中国规则”，不只是现行的秩序，更关键是真正支撑中国崛起的未来规则。跨国公司在华扩张，将被要求控制在某种政经框架之内。而更根本的内生矛盾在于，单纯依赖以开放促增长、促改革的道路，最终会与真正长久推动这个国家崛起的价值和规则相冲撞。

　　本土企业价值重建

　　2004年以来，转型社会空前爆发的社会压力与大国企强势崛起的挤压，加之跨国公司的战略深入，使真正本土的企业力量，围绕基本的生存与发展，被迫要同时在三个方向寻求企业价值的重建：在全球竞争中，寻求突破被挤压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命运；在剧烈转型社会，寻求主流的价值认同；在内外突围中，建立清晰的商业伦理。企业价值，陷入了危机的漩涡。

　　民企求变突围

　　宏观调控、质疑国资流失、国际贸易壁垒增加、劳资关系调整，后人回望2004年，可能从这四大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年是中国民企的调整年。问题是这样的调整到2005年是否还要进一步持续？

　　2004年，民企面临的原材料、能源、劳力、资金全线紧张，2005年民企的生存空间会不会受到影响？

　　2004年，民企大规模向上游产业进军的速度显著下降，2005年，这种进军是否会完全停下来，这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2004年，诸多实业巨头纷纷把视线转向海外，把中国民企的高效率转移到海外去是不是一条被逼出来的可行之路？

　　证券市场开展一场革命

　　2004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痛苦历程，使得中国证券市场在过往10余年积累起来的系统性风险已濒临全面发作的阶段。

　　根据丑闻多寡所显示的透明程度，可以判断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先于其他领域开始了一场信息开放的革命。开放的信息与舆论可以有效防范风险的累积。

　　这场始于证券市场的信息与舆论开放革命，很可能是一场孤独的革命。这场革命在2005年会以怎样的进程展开？

　　文化继续分化

　　2004年，看起来是文化活动最活跃的一年，然而，在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文化生产如何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资本权力与文化权力该如何调节，这将是2005年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