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杖是在北京火车站断的。
2004年12月2日晚上9：30分，我拄着双拐走进了北京站大厅，我要乘坐22点41分开往合肥的T63次火车。可是就在走进大厅10米多的地方，我的整个身子突然往下一垮，我撑在右腋下的拐杖拦腰裂断了。双腿残疾的我全靠双拐支撑着身体行走，这下可好，失去了拐杖，我瘫在地上寸步难行。看到旅客们纷纷拿起行李走向检票口，我顿时感到一种无助、恐慌和绝望……
我是2004年11月30日从东至县启程去北京参加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的，12月2日下午5点会议一结束，我就买了当天晚上返程的火车票，因为我家里的音像店在等着我去开门。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身穿制服的女工作人员推了一辆轮椅车过来，把我推进了她的办公室。她说：不要担心，我给你绑绑看。她找来一条绳子，将拐杖断裂的地方绑好，可当我撑着站起来时又一下子瘫倒了，在全身的压力下，羸弱的绳子就像豆腐渣一样不堪一击。女工作人员说不要急，我推你上火车。开往合肥的T63次火车停在四号台，从她办公室到四号台要走过很长的路，要绕过一个大转弯，绕过两个站台。这中间，不时有坡出现，不时有车辆出现。我坐在舒适的轮椅车上，被她快速而平稳地往前推动着、推动着，我不时扭头充满感激地看一下她。在昏黄的灯光下，她急促的呼吸声清晰可闻，大约推过一里多的路程时，我渐渐看到她脸上一阵一阵的痉挛和抽搐，我还看到她在咬着牙。我说大姐，我下来吧！她说你没有拐杖怎么走啊，我说我就爬吧。不到十分钟了，你能爬得到吗，火车可不会等你的啊！听她这么说，我只好任她推着。她说她叫张晓峰，今年51岁，3年前，她两边胳臂就开始酸痛，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票是5号车厢，车门口有很多人，还有许多穿军装的小伙子（后来才知道是山东和安徽的退伍军人也乘这趟车回家）。张大姐极力拨开人群，把轮椅车推到了车门口，由于人多，在我从轮椅车上下来时，另一只好拐杖也被拥挤的人群挤掉到列车下面的隧道里了。张大姐只好背着我进车厢，把我安顿在座位上，她刚一下车，我还没来及说声谢，火车就徐徐启动了。
我问身边的乘客：到合肥要多少时间？他说至少要11个小时。我想，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如果我上厕所怎么办？去洗脸间怎么办？还有到站时下火车怎么办……我猛然想到求助于列车员。当一个中年乘务员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把情况向他说了，他非常重视，立即派了一个年轻乘务员来我身边照顾我。这小伙子叫彭浩，合肥人，来火车上工作也有五六年了。彭浩热情、细心，始终就在我身边站着，尽职尽责，凌晨5点多的时候，还背着我上了一趟厕所，后来又背我上了一趟洗脸间……
由于火车是在夜里运行，到了江苏徐州天才渐渐发亮，进入安徽蚌埠才到8点，我想单位该上班了吧，于是我向旁边一位乘客借了手机给安徽省残联打了个电话，请求他们赶快帮我买一副新拐杖，火车10点就要到合肥了……火车离合肥越来越近，那个中年乘务员特意走到我身边告诉我，叫我不要担心，他问我是哪里人，下火车还要不要转车？我说我是东至县人，下了火车还要到长途汽车站坐汽车。他说他们对我的情况已经制定出两套方案，一是省残联给我送来拐杖，二是拐杖没有及时送来的话，下火车时他就派两个乘务员陪护我去买新拐杖，然后再送我到合肥长途汽车站，乘坐开往东至的客车。我从工作人员对他的称呼中才知道，原来他是合肥列车段北京车队的队长，名叫谢传堂。
10点整，火车缓缓进入了合肥站。火车上的乘客全部下完后，谢队长拿出手机给省残联打电话，询问是否给我买了拐杖，话还没说完，我乘坐的5号车厢窗口边就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只见他手里举着一副拐杖晃动着，我定睛一看，正是省残联宣教处陈海涛处长……
拐杖送来了，我悬着的心落下了，谢队长他们也放心了。
拄着一副亮铮铮的新拐杖，我兴冲冲地走出合肥站，我突然发现，天格外的蓝，阳光格外的温暖，街上的人格外的亲切。周伯文
